今年是始创于1954年的中国传媒大学65周年。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挂牌。机缘巧遇的正是在1959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至今，度过了60年的时光。抚今追昔，不禁回忆起了一个甲子的往事。作为上世纪50年代末，“文革”前参加教学工作的新中国第二代新闻教师也是我校的第二代新闻教师，究竟为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或者说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教育做了哪些值得记忆之事呢？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战乱年代，成长于新中国时期。作为“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比之于新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代创业者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渊博的学识修养来说，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原因，大都理论功底欠缺、文史修养不足，外文基础薄弱。加之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政治风云变幻，十年“文革”斗批改不断，下乡劳动、干校改造历经磨难。但共同的特点是追求进步，听从党的召唤，立足岗位奉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从教60年、入党近40年的老教师，可以说：不忘初心，尽心尽责办好新中国的广播电视新闻教育事业；牢记使命，全力以赴培养新中国的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在新中国新闻教育继往开来的历史上，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回顾从教治学60年的人生，可以说亲身经历了广播学院从艰苦创业、曲折发展到改革创新、开放办学的艰辛光采的岁月。大概做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最基本的是终生从事广播电视史、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作为本校1959年的第一批本科教师、1979年的第一批硕士生指导教师和1999年的第一批博士生指导教师，我参与培养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广播电视新闻人才，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第一批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所招的第一个硕士生成为我校培养的第一个硕士；所招的一名博士生2010年成为我校首位全国百优博士论文获奖者。
为了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60年代初我在老广播的指导下开始收集、整理、编印多种解放区广播史料。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初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史著作——《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世纪之初，在主持完成我校首个国家社科项目的基础上，主编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这两部著作，均多次再版重印，并先后获奖。
为使我校在读学生和初入广电行业的人员获得比较系统、全面的广电知识，受曾参与编纂新闻词典百科的启示，我倡议并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词典》和第一部《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从而促进了广电知识的归纳、概括和创新。
退休以后，我主持完成了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我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近90年来从广电研究到广电学科建设的进展，提出了广电学科的内容架构和学科定位的建议。
第二，在未曾中断上述教研工作的情况下，我先后担任了新闻系和学校的领导工作10多年（1984年-1998年）。在新闻系期间，与其他系领导一起将1980年分系后仅有一个编采专业的新闻系逐步发展成为从短训班、本科班到硕士生班的多层次的办学实体，开展了广播课程的函授、刊授、电大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开办了大陆高校第二个广告学专业（现已发展成为全国高校首个广告学院），积极支持教师发挥主动性，开设了节目主持、新闻心理和广告学等创新型课程，编印了本校乃至全国高校第一套广电特色的新闻学系列教材。新闻系先后被评为全校、北京市新闻系统的先进集体。
从1989年起我担任副院长，在分管教学科研工作期间，向广电部提出设立部属高校科研立项和评奖的建议并获准实施，对我校申报博士点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1998年在我卸任后，我校终于成功获批新闻学博士点，并于次年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生。在职期间我先后在学校办公会议上建议制定校训，每学期开学举行升旗仪式等，均付诸实施，为校风建设增光添彩。
在新闻系期间，我于1985年作为《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委出席首届年会，参与筹办广电年鉴。1989年起，作为校领导分管《年鉴》日常工作并任副主编。1992年起任主编至2017年，先后20多年，是唯一参加过第1-32届《年鉴》年会者。在任期间，我广泛联系广电部（总局）、中央三台及地方局台有关领导和部门共同携手努力办好《年鉴》。主管《年鉴》期间，主持制定了《年鉴质量管理标准》，并提出把《年鉴》办成全国一流年鉴的奋斗目标。在广电部（总局）有关领导支持下，彻底解决了《年鉴》出版和日常经费的短缺问题，使编辑部集中精力于精编《年鉴》。在中央级年鉴评比中，《年鉴》多次获得一等奖，为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学校增添了荣誉。
在任期间，我参与主持筹建了学校首届董事会，为筹措办学资金开辟了新的渠道。采取多种措施，初步缓解了学校图书馆购置经费的紧张状况。此外，1990年经手倡议并促成中央三台在我校设立了首个社会性奖学金。后又于1997年经手倡议董事会董事单位——星光集团在我校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卸任校领导职务后，我又于2000年牵线，促成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在我校开始评选“周恩来班”。这三项活动，持续至今。新世纪之初曾冠以我校“三大奖”的荣誉名义，每年12月初颁发评选结果，召开颁奖大会，成为我校一大盛事。我曾应邀两次在大会上发言，勉励获奖同学诚信为本，励志成才，感恩回报，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1998年离开学校领导岗位后，我经常应邀外出参加学术性活动，最初每次回校后口头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有关情况并提出相应建议。从2001年起每半年撰写一份《参加有关会议归来汇报》呈送，至2016年，共30份。2017年起外出活动逐渐减少，不再报告。
第三，积极参与广电系统和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性社会活动，把我校的办学影响扩大到广电系统和全国新闻院系。在这方面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1986年代表学校参与筹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并任首届副秘书长。随后于1987年参与成立该会的第二个二级分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历任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1987-1997），会长（1997-2007）。先后参与主持召开了七次全国性广电史志研讨会，每次均编印专刊。2008年卸任前主持编印了20周年纪念册。
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参与筹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历任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会长至2009年。在主持日常工作期间，筹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每次均编印出版一册《新闻春秋》专辑。同时组建成立了最初的三个二级分会。1999年编印史学会20周年纪念专辑。
其三，1992年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办公室首次组建新闻学科规划评审组，我为成员之一，前后参与会议评审工作10多年。我将参会了解到的全国新闻传播科研进展情况及时向校内通报，同时作为校领导专门召开会议，积极推动我校教研人员申报有关项目，使我校获准的立项逐年有所增加，为申报博士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四，1997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组建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评议组由三人组成，我为成员之一。在任五年间，先后评审通过我校为1998年继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后的高校第三个新闻学博士点；2000年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时成为首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授权点，经学位办批准先后开始招生，提高并完善了我校的办学层次。
此外，我还代表学校或应聘担任国家教委（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多所大学新闻院系的特聘教授等，积极参与全国有关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和学术交流活动，为办好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工作的需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以北京为中心，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从东北大地到海南宝岛，我的足迹遍及现今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此外，还曾受学校派遣访问过日本、美国、东南亚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有关高校和新闻传播机构。令我欣慰的是，到处都有广院学生的身影，传大学子遍天下。
第四，感恩回报，继续完成未竟的捐赠事宜。
一个人的成长和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父母的养育之情，社会和国家的培育之恩。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高校教师，我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在学校的教学环境和学生的学习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感恩回报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教师做好本职工作，教书育人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回报。除此之外，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学校建设和学生健康成长的实事，也是责无旁贷的。
新世纪以来，本人的感恩回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益事业的捐赠，陆续向学校基金、原新闻传播学院阳光基金、非典救助、中国新闻史学会等捐款两万多元。另一方面是向图书馆的书刊捐赠，先后向学校图书馆、新闻学院资料室、国家图书馆等捐赠书刊800多册。此外还陆续向学校传媒博物馆、校史馆捐赠有关书刊、照片、获奖证书、音像资料等约300件（册）。目前尚有两项有待最后完成的捐赠：
其一是2010年起将因指导博士生论文荣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所得的学校给予的各项奖励30万元设立的“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助学金”。每年奖励10名学生、每人3千元，今明两年即将发放完毕。这是我校迄今第一个以本校教师命名的长达十年的助学金。
其二是2010年决定将毕生购买、获赠、交换等所得的一批有广播电视史志特色及相关的书刊资料近万册（件）捐赠给学校图书馆设立“广播电视史志书刊资料研究中心”，供从事相关教研工作的教师学生参考。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将于年内完成。
除我本人上述捐赠外，经我中介，尚有几次重大捐赠。北京广播学院首任院长周新武同志及其夫人夏之平同志于新世纪之初将周新武同志保存的自1949年10月创刊以来五十年的《新华月报》及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日志，还有一批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史料捐赠我校，现保存在“广播电视史志书刊资料研究中心”。2014年10月，原中央广播局局长梅益同志的子女梅京等将其父1948-1996年近半个世纪的全部日记原件200多本和大批历史照片捐赠我校传媒博物馆。我应邀对日记整理、印制工作给予指导。此前，原广电部纪委书记李凡笑同志（其丈夫张文翥同志曾长期在我校工作）和原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的夫人向我校图书馆捐赠政治文史书刊三千余册。
除上述诸事外，近40年来作为业余爱好，我还收集、整理、研究周恩来题词，撰写并发表了一批专文，先后出版了《周恩来题词集解》和《周恩来题词记事暨研究文集》，倾注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敬仰之情。
党和政府、社会和学校对我半个世纪以来从教治学作出的上述业绩给予了肯定和褒奖，使我深受鼓舞，倍感欣慰。除所著、主编的有关广电著作、辞书荣获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本校的多次奖励外，1992年我开始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应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出席了当年元宵联欢晚会。2009年荣获中宣部、新闻出版总局颁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编纂出版荣誉证书。2010年荣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荣誉证书。2007年退休之后，荣获本校首批“突出贡献教授”称号。此外，新世纪以来先后获四个国家一级学会和两个二级学会的表彰，其中有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首届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十佳”之一（2001年），中国老教授协会颁发的“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称号（2013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2016年）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称号（2008年），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原中国年鉴研究会）“杰出年鉴工作者”称号（2015年）。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70周年。10年前，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欢庆新中国沧桑巨变六十载 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文章以为纪念。文中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有三个‘没有离开’，一辈子没有离开广播学院（今天的传媒大学），一辈子没有离开新闻传播教研工作，一辈子没有离开学生。”文末说，我将“度过健康愉快的晚年迎接新中国70、80华诞。”今逢新中国70华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了新时代。我将满怀信心地继续发挥晚年余热，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学校建设、有益于学生健康成长之事，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梦想，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期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愿景早日成为现实。
(编辑：郭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