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赵玉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工作。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退休后获中国传媒大学首批“突出贡献教授”称号。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的科研项目。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主编兼主要撰稿人）《赵玉明文集》（三卷本）。主编有《广播电视辞典》、《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典》和《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等。主持征集、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四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等。
“这里啊，就是以前学校分给我的宿舍。”眼前满头银发，身着藏青色套装的老人便是赵玉明教授。他笑容和蔼，把我们迎进了书房。
房间不算宽敞，但每一件家居物品都摆放的井然有序。环形书柜里是各式各样的书籍和奖状，“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奖牌摆放在书柜正中最高的位置。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黑白合照，上写“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度应届毕业生合影留念”，这是赵老师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下同）的第一届毕业生。一路行来，这位八十二岁老人与广院走过了近一个甲子。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1959年夏天，23岁的赵玉明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最初，学院只有新闻系、无线系、外语系三个系，新闻系的专业课便落在了十几个人大毕业生身上。确定教授科目时，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之前在人大报刊史课程的学习，赵玉明选择了广播史。这对他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当时，整个中国广电界很少有人对广播史进行专门研究，既无系统资料，又无前人经验。连赵老师自己也说：“来广院前，除了听过广播，对广播几乎一无所知。”
带着茫然和困惑，年轻的赵老师回到了母校，又一次旁听《报刊史》课，同时找到了当年的任课老师方汉奇。“广播史我没搞过，但它与报刊史一样，都是‘史’字类的课，搞历史要从收集整理史料开始。我告诉你，可以从报刊中找广播史料。广播方面的大事，报刊上总会有记载的。”方老师一番点拨，让他豁然开朗，“自己动手找史料”成为赵老师从教的座右铭，长达半个世纪，被赵老师戏称为“照虎画猫”的研究就此开始。
1963年 赵玉明教授于新闻系办公室留影
于是，赵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先查找档案，再根据档案线索寻找报刊里的记录。一开始是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中寻找人民广播史的痕迹，后来扩展到从各类报刊、档案、书籍中发现民国时期各种官办、民办乃至外国在华办广播的史料。走出书斋，赵老师访问了许多曾在延安办广播的老同志，邀请他们撰写回忆录，结集出版。为了考证核实史料、回忆录中的细节，他和同事们还多次考察延安（陕北）台旧址。日积月累，先后形成了《中国人民广播史料》（上册）《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等，这为后来赵老师系统编著广播电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回忆起当年研究的细节，老人家记忆犹新。
1960年，整理“老广播”回忆录时，大家发现，好几篇文章提到了1940年冬天延安开办广播的历史，在此之前，学界一直以1945年9月5日作为延安广播电台的开播时间。为了准确界定，赵玉明和他的同事们用半年时间搜集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台的珍贵史料。80年代初，参与了调查组，和齐越等老师一起考察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 14 处旧址，并撰写报告。经过反复论证，1980年，中央广播局将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更改为每年12月30日，历时二十年的研究为解放区广播史书写了重要一笔。
1985年春 与延安'陕北'台原编播人员留影
怀着一颗赤诚和敬畏之心，赵玉明老师耕耘不辍，为中国广播电视史留下了一笔笔丰厚的财富：《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广播电视辞典》（1999）《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4）等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2012年，由他主持完成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结项，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在赵老师等的不懈探索下，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生根发芽，渐成体系。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此后，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先后成为二级学科。如今，我校的新闻传播学已经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作为培育者、见证者，赵老师十分感慨：“这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非常不容易，同学们一定要抓紧机会好好学习。”
化育桃李 严字当头
从1959年算起，赵玉明老师耕耘讲台超过半个世纪，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如今活跃在新闻传播、广播电视学界的知名教授，郭镇之、哈艳秋、艾红红等均出自他的门下。谈及教学生涯，赵老师道出了自己的原则：宽进严出。
1982年7月9日 郭镇之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留影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老师要多给学生机会。”赵老师回忆，有一年招生时，一个考生仅差几分，就与广院失之交臂。正好当年教育部出台政策，如果学生承诺毕业留校任教，便可破格录取。经协商，赵老师还是录取了这名学生。尽可能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获得培育机会，这便是“宽进”。“宽”字还渗透在他的教学之中。培养研究生时，赵老师通常只划定范围，不限定题目，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积极性，逐渐获得学习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这个道理。
而对学生的要求，赵老师则总结为“严”：教学工作要严肃，该上课时上课，该考试时考试；治学要严谨，史学也罢，其他学科也罢，都要扎实深入；要求要严格，每年毕业之际，赵老师几近苛刻，绝不容许一个“残次品”走出学校：“不合格的毕业生，既是对学生不负责任，也是对学校、社会不负责任。”在他的建议下，硕士生、博士生答辩时，严格把握预答辩、答辩环节，自己指导的学生尤其如此。
赵老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也是一样。五十年教学生涯，他一共指导了10位硕士，12位博士，3位博士后，数量并不多。对此，赵老师有他的考虑：“担任校领导后，虽然还在招硕士生，但基本就是毕业一个招一个，因为多了也带不过来。”“我的工作方针是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本着因材施教的理念，赵老师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进行针对性地引导，填补了很多研究空白。哈艳秋熟悉日文，赵老师便引导她研究伪满广播史；有学生要赴美留学，赵老师便为她确定美国广电史的研究选题；薛文婷有体育传播的教学经验，博士生入学前赶上北京奥运会，赵老师便引导她进行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研究，这才有了后来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观察并挖掘学生的闪光点，将个人特长和观点融入科研，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科研水平，而且促进了学科发展。在赵老师和他的学生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教学相长。
回忆起与赵玉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 1977年毕业于新闻系，现任我校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的哈艳秋教授感慨：“赵老师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
“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时至今日，哈艳秋老师仍然铭记赵玉明老师当年的教诲。严谨的治学让她逐渐找到了新闻史的乐趣，也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让哈老师难以忘怀的还有赵老师指导学生的宽与严。每次外出调研，他都事先做好沟通，整理资料、审阅大纲，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帮助。“他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当学生疏忽不当，赵老师则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绝不含糊。身为曾经的学校领导，广播研究大家，在赵老师的身上并没有专家权威的架子，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无论老少都愿意与他交流。
2006年9月 赵玉明教授七十寿辰与在读及毕业研究生合影
从师生到同事，回想起过去的四十多年，能够得到赵老师的指导，哈艳秋老师深感幸运，“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闻教育、献给了热爱的广电事业，他既是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情系广院 呕心沥血
1989年9月7日 主持校庆30周年大会留影
从1984年开始，赵玉明老师由一位单纯业务型的教学老师转入领导岗位，先后担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1989年3月，担任广播学院副院长，直至1998年，62岁的他“超期”退役。在此期间，学院的整体面貌和办学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成为培养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重镇学府。
1980年学院教学结构调整时，新闻系被重组为新闻、播音、文编、电视四个系，以及新闻研究所和语言文学部。赵老师接任新闻系主任后，与全系教职工一起，做了许多工作：筹建了全国第二家广告专业；专科、本科、研究生甚至面向社会的函授班均发展起来，办学层次明显提高；形成了新闻系第一代教材，从理论、历史到实务，面面俱到；倡议编纂《广播电视简明辞典》，策划成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并为广院争得一席之地，对内对外扩大了新闻系的影响。
如今，提起我校三大奖项——“中央三台奖”“星光研究生奖”“周恩来班”，每一个传媒学子再熟悉不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时任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的赵玉明老师付出的汗水与辛勤。
1989年，刚刚履职的赵玉明老师拜访了“中央三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台领导和人事部门，协商设立“中央三台奖学金”。赵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评奖时邀请台领导一起参与，评选出的也是三台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是‘双赢’。”经过赵老师等人的努力，“中央三台奖学金”成功设立，奖金也逐年递增。该奖项成为第一个面向全校的社会性奖学金。在此之后，赵老师积极牵线搭桥，北京星光集团等企业先后在广院设立了“星光研究生奖”等奖项，实现了校企间的合作，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铺就了道路。一直以来，赵老师对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充满敬意，致力于总理题词的研究；周总理也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有鉴于此，他建议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协商，设立了“周恩来班”。在评选、学习中勉励同学们志存高远，传承伟人精神。
为了激励学生，赵老师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2010年，他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获此殊荣，学校因此奖励赵老师30万元，他用这笔资金设立了“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助学金”。对助学金的发放，他进行了充分考虑：“我的奖学金，针对那些学习成绩尚好但不拔尖，家庭条件相对困难的学生。”提到自己的贡献，赵老师说：“首先，指导学生获得的钱要花在学生身上；其次，这是集体的努力，不是我个人的成就。”他动情地回忆：“我上北大的时候也曾享受过助学金的资助，这算是对学校和社会的一个回报吧。”面对获奖同学，赵老师殷切期望：第一，诚信，这是立身之本；第二，励志，“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第三，感恩，回报父母、回报学校、回报社会。做好这六个字，受益一生。
捐资设立本校“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奖助学金”授牌留影
在此之外，担任校领导的九年时间里，争取部级科研立项、推动建设211工程、图书馆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赵玉明老师的身影。“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忙于日常科学教研、行政事务工作，个人经历酸甜苦辣，但也确实做了几件对于学校建设长期有益的实事。”回忆起那段经历，赵老师说的很平淡。
初心不老 耕耘不辍
专注广播电视史超过半个世纪，赵玉明老师不仅积极推动学校发展，还积极活跃在社会中。其中既有领导机关聘任的，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担任职务；也有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等的工作。
之所以这样忙碌，赵老师有他的想法：首先，积极参加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有机会和同行交流切磋，不至故步自封；其次，成为了学科带头人，有责任组织、推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再次，以学科评审组织成员认真承担相关工作，既可以提高自身学术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学校成就。
赵老师的多年投入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92年起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评为首届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十佳”之一， 2012年中国老教授协会授予他“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2013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称号。而更让他感到满足的，是与专家、学者、同行探讨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和教研改革中获得的无形财富。
明年就是赵老师来到广院的第六十个年头了。退休十多年来，“不闲着，别累着”是赵老师对退休生活的定位，虽然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他依然很忙碌。
研究广电史五十余载，收集的资料足足六千余册，赵老师如数家珍：“这些是当年从台湾带回的年鉴；那些是原来的讲课提纲，还有广播电视史志、新闻传播书刊……”在他看来，这才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赵老师将他们悉数捐赠，图书馆一层的“广电史志研究中心”由此而来。
日常生活中，赵玉明老师多与文史书籍为伴，遇有重要学术活动，他还是积极参与：“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新闻研究生教育四十周年，还是中国新闻教育的百年纪念。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新闻教育，我作为第二代新闻教师，有责任回忆第一代新闻教育家，帮助记录这段历史。”
媒介在变革，时代在发展，赵老师坦言：“毕业分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在的学子可以自主选择，同样也需要更多的奋斗。我所做的，就是把知道的、经历过的传递下去，希望对今后的人还有些许价值。”
从学生到老师，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悠悠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但却抹不掉他的姓名，抹不掉他在广院的声与影。采访最后，耄耋之年的赵老师心心念念三个“没离开”：“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寥寥数语，看似平静，令人动容。
（尚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