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新闻专业学习。1958年,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8月,我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刚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工作。当年,新闻系根据全系教学课程的计划和个人对从教课程的意见,分配我到广播史教研组。当时,广播史教研组组长由新闻系副主任康荫同志兼任,教研组副组长(后为组长)为张纪明同志。教研组除我外,还有一位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广咸同志(不久即调离)。当时的教学任务是为首批入学的59级准备开设新闻广播史课。课程的内容包括新闻史和广播史两个部分。
备课前后
从1959年初秋到1961年初春,我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广播史的备课工作。在北大、人大学习时只上过报刊史的课,除了偶尔听过广播外,对广播的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一切从零开始,万事从头学起。
首先是向系里的老广播请教学习,康荫、张纪明等老同志均从事广播宣传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康荫还写过几篇有关广播史的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1960年到系里工作的温济泽同志对我的指导、帮助尤大。我已另有专文回忆,这里从略。从这时候起作为一名广播新闻方面的教师,我开始逐步养成早上听中央台“报摘”,晚上听“联播”,白天看报纸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后来晚上“联播”改为看电视了,但听“报摘”从未中断)。
第二,到人民大学回炉听报刊史课,这回着重学习老师的讲课方式包括备课、板书、时间掌握等。同时向方汉奇老师请教如何收集广播史料、编写教材等等。方老师告知的可以从报刊上收集广播史料的方法,使我受益终生。
第三,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央广播局档案资料室等处查找广播史料,特别是查阅有关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原始档案为今后上课讲延安广播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其间,我还经手为教研组购买了全套国民党办的《广播周报》(创刊至抗战前)和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以及影印全套重庆《新华日报》等,并从中央广播局资料室索取了一套延安《解放日报》影印本。这些书刊后来均移交学校图书馆收藏。当年,正逢“毛选”第四卷出版,结合学习“毛选”,大量阅读有关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从中寻找有关人民广播的史料线索。
在备课过程中还领受了一项任务,即在老广播指导下编写《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于1960年6月完成,并以“草稿”名义印发征求意见,全文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从1945年9月至1959年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史实,约10万余字。后作为内部资料存用,未公开出版。同时还为59级、60级学生上课需要编印了两本油印的新闻广播史教学参考材料。1961年9月,为配合新闻广播史学课教学需要,我负责编选的《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上册)在内部印了800册。全书7万多字,收入人民广播初创时期文献史料、介绍和回忆人民广播的文章20多篇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广播大事记》(初稿)并附有关旧中国广播文章5篇。下册原拟编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有关广播史料,后因故未编选。与此同时,与其他老师经初步讨论后分别开始编写广播史各章的讲课提纲并着手写自己主讲部分的讲稿。
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0年全年,我在紧张的备课的同时还担任了为无线电系59级、60级学生组织开设《广播业务常识》课的任务。这是根据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左荧同志的意见。他认为新闻系学生应当学习有关广播技术常识的课,无线电系学生应当学习有关广播宣传知识的课。今天看来,这是富有远见的措施。他亲自为无线电系59级主讲第一讲有关广播性质和任务的内容。此后各讲由我根据课程要求分别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部门的负责人分别讲授有关新闻广播、工业广播、农业广播、文艺广播……的内容。我每次都认真听课,整理笔记印发同学们学习。1961年初为无线电系60级开设本课时,我主讲前言和广播史部分。第一讲和外国广播事业由张纪明主讲。在这期间,我还负责邀请中央广播局对外部(即今国际广播电台)各外语部门的负责人为外语系学生开设《对外广播业务》讲座。我参与组织这两门课的教学工作,每次都要整理笔记印发给同学,还要组织讨论、参观,对我来讲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同时还结识了上述有关各广播部门的主讲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裨益。在广播学院“文革”前一个教师先后为全校三个系的学生讲过课(或主持上课),我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空前绝后的一个。
新闻广播史课初次亮相
1961年2月春节过后,新闻系59级第四学期开学迎来了一门新课——新闻广播史课。其中第一部分新闻史主要是邀请中央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有关领导同志讲课,内容为党的新闻工作历史、现状和优良传统。记得有原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讲《新华日报》的历史和光荣传统、新华社副社长海稜讲新华社历史和现状及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讲关于记者工作等。
第二部分为广播史,根据保存下来为59级开课的“广播史讲课提纲”分为“前言”、第一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广播(1945.9-1949.9)、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人民广播(1949.10-1952.12)、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人民广播(1953-1957)、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广播(1958-)。其中前言、第一章由康荫主讲,第二章由赵玉明主讲,第三章由苑子熙主讲,第四章由张纪明主讲,赵玉明负责辅导工作。今天翻阅这份提纲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广播史的教学和研究对象,开宗明义即“广播史是研究广播电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科学”。这里,明确讲广播史课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课程名称虽叫“广播史”但同时包括电视在内。在第四章讲到我国电视的产生。
第二,关于广播史教学内容从人民广播诞生直到讲到60年代初,这在当时也是个突破。当年,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报刊)史课只讲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三,受当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和泛滥,提纲中充满了“左”的提法和观点,如认为“广播和电视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产生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广播、电视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广播电视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其他章节中全盘肯定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等等。
第四,全部提纲以人民广播为主体,对此前中国的广播只在前言中略有提及,对已出现的广播电台除“苏联呼声”广播电台外,其余全盘否定,一言概之为旧中国的广播是反革命的御用宣传工具。
此后,为60级、64级开课的提纲内容虽有调整和补充,但上述政治评价的基调未变。
新闻系59级当时尚未分专业。面对200多学生,他们三位老广播虽未为本科生讲过课,但有丰富的广播工作实践经验,底气十足,讲起来侃侃而谈。对我来说则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只能拿着写好的并经过领导审阅过的讲稿念着讲,不时抬头看看学生的反应,在下课铃声中终于完成了此生的第一次讲课任务。
为新闻系60级开设新闻广播史课提前到二年级第一学期即1961年的初秋,也可以说是紧接着59级开设的。这次开课仍分为两个单元,但将广播史列为第一单元,报刊史列为第二单元。报刊史部分改变了此前请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做报告的方法,改请人民大学报刊史教研室教师分为四章系统地讲授“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无产阶级报刊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广播史部分,由于康荫主持全系工作,随着教学机构的调整,成立广播业务教研室,原史论编采教研组撤销,张纪明调离,讲课教师有所调整。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结束语由我主讲,第三章仍由苑子熙主讲,第四章改由1960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来的王珏担任。讲课提纲各章节的基本观点与59级同。
在国民经济困难全国高校调整时期,1961-1963年新闻系未招收本科生。这一段时间,我先是参加59级采访写作课的辅导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在京采访,返校后共同讨论如何写作成文。1963年上半年59级学生到各地广播电台实习,我随同部分同学到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实习采编工作。1964年上半年,本拟同部分64级同学到南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实习,但临时指派到北京市郊区延庆县靳家堡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4年,新闻系恢复招生本科生。当年初秋,新闻系64级40多名新生入学。我从“四清”前线抽调回校,准备为新生开课。新闻广播史课再次提前到1965年第二学期开设。本次开课的广播史部分定名为“中国人民广播史”,分为前言、第一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广播,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人民广播,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人民广播。原第四章 1958年以后的广电史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未列入教学内容。全部讲课辅导任务均由我一人承担。这是“文革”前新闻广播史最后一次开课。1965年的暑期,为纪念人民广播创建20周年(当时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1945年9月5日开始播音计算),我参与了纪念展览中的广播史部分筹展工作,首次将解放区广播的教学内容形象化地展出。新闻系65级入学后,广播史课与广播概论课合并,统称为“广播概论”,于第一学期开设。我负责其中包括广播史在内的部分章节的教学工作。第二学期1966年初春开学不久,“文革”爆发,教学工作停顿。1971年广播学院停办,直至1973年恢复。在此期间,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参与筹建延安广播展览,一年多的时间,收集、查阅了大批延安广播史料,访问了一些老广播,初步办起了展览。展览结束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了近两年,后又回到了广院新闻系任教。1974年起新闻系招收两届工农兵学员至1977年恢复高考77级新生入学后均开设新闻广播概论课。直到78级入学后始恢复广播史课。这已是后话了,只能下次再谈了。
*本文由赵玉明口述,赵康帅记录整理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