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明：我与中国广播电视史（三） 指导广电史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回忆

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制度。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我应温济泽同志的召唤，参加了新闻所招收研究生的部分阅卷、口试和录取工作。受此启示，我向学校建议明年广播学院也应该招收研究生。后果为所愿。

1979年春，广院发出招收研究生的信息。当时，招生政策比较宽松，像我这样的“文革”前大学毕业刚刚定职为讲师的也可以招收研究生。同时，在读的77级大学生，经学校同意推荐也可报考研究生。我在为新闻系77级讲广播史课时，郭镇之的一篇有关延安广播传统的作业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推荐她报考广播史方向的研究生。经学校同意后，她报名考试合格被录取为广播学院第一批两名硕士生之一，成为我指导的第一个广播史方向的硕士生，我也有幸成为广院第一批硕士生指导教师。由此，从训练班起步开办20年的广播学院在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工作上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1979年郭镇之开始至1998年，我共招收和指导了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史方向的硕士生十人，先后经答辩合格均获得硕士学位，现将其姓名、入学年份和论文选题列表如下：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三点：

第一，1980年起学校规定讲师将不再招收硕士生，故1980-1983年我未招生。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后，1984年又开始招生。1988年晋升教授后，继续招收硕士生至1998年。

第二，1989年，我调到学校担任副院长。作为首个指导硕士生的校领导，为保证行政领导工作的时间，决定少招研究生，原则上毕业一个，再招收一个。故1989-1998年十年内只招生四人。担任校领导后，我之所以仍在招收硕士生并承担相应课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参加学校领导工作是短期的。退下来后，仍然要从事教研工作，故不宜中断。二是作为分管教研工作的校领导，直接参加教学工作，有利于了解情况和做好相关的工作。

第三，1999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生，从此停招硕士生。

另，在此期间新闻系还先后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了两期研究生班（85级、87级），同时开办了一期新闻学助教进修班（87级）。我为各班主讲了广播史课。

我首招的研究生虽然只有一人，但是却是一项新的工作，不但我没有经验，从学校来讲，如何培养研究生也是一项正在探索的工作。我的教学方法和道路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从何着手学呢？我一方面借助从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旁听当年新闻界的有关领导胡绩伟、安岗、钟沛璋、温济泽、戴邦、熊复和方言等同志关于党的新闻事业光辉历史、优良传统和正反面的经验教训的讲课（听课笔记我至今尚保存着）。一方面到人民大学向甘惜分、方汉奇老师请教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然后结合广播史的教学内容加以融会贯通，付诸实践。

指导研究生学习，我的主要体会有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学生进一步掌握和提高文史和外语的知识和技能，打好基础功底。另一方面是在广电史的一般基础上，鼓励学生就广电史相关章节，提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师生共同探究，写出相应的研究文章。经过几年的指导广电史方向研究生的教学实践，1988年，我起草的《中国广播史研究》教学大纲（草案）分为四个单元，依次为前言（包括中国广播史研究进展概况和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广电史料检索法和案例）、旧中国广播史研究、解放区广播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并将广电史料检索法和案例附后，供参考。

指导研究生学习和重头戏之一是关于学位论文的选题。我的做法是，其一研究生可根据自己学习方向和兴趣，自主选题，经师生沟通后最终确定，如表中孙鸥、喻山澜和赵琳琳的选题；其二是我根据学生的情况和广电史研究的缺项提出选题，经师生沟通后最终确定，如哈艳秋，她会日语，伪满广播研究尚是空白。另如李琦、袁军、徐晖明、范晓晶和梁波的选题都是为填补广电史研究的缺项而确定的。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一方面确保了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丰富和充实了广电史的教学内容，可谓教学相长、师生两益。上述十人除一人推迟半年答辩外，其余均如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关于郭镇之的论文选题，我起初建议她以延安广播的历程和光荣传统为题。为此，1980年我策划和组织的延安广播历史调查活动时，安排她参加，通过具体调查延安（陕北）台旧址并与老广播齐越、杨兆麟等的亲近接触一起活动，加深学习体会。事后她写了有关《调查报告》，并获温济泽等老广播的首肯。如写此题，史料丰富、主题明确，可谓驾轻就熟。但后来她可能觉得上述选题难以写出新意，1981年初，她提出要以研究解放前的上海民营台为题撰写论文。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也很少接触，但我对她勇于探索新课题的精神予以肯定，表示同意她的选题，但要做大量的准备调研工作，也包括我在内。

我首先想到周新武同志。他当时是中央广播局副局长，“文革”前担任广播学院院长，与我住在一个院内。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负责对旧上海广播电台的接收和改造工作，对上海广播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新武同志虽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他当时还担任人民广播回忆录征集领导小组组长，而我恰恰在他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我多次向他请教上海民营台的有关情况并讨教如何指导写好这篇论文。他和我详细谈了旧上海广播事业的情况、民营广播电台的特点和改造事宜等，并说必须到上海做实地调查，访问有关部门，查找档案资料，用事实说话写好论文，还向我推荐了几位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1981年，我带着郭镇之于当年10月到上海进行了调研，最后了解到有关民营台的档案均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上档的刘光清同志热心地指导郭镇之查阅有关档案，并从此结下友谊，至今30多年过去仍保持着联系。一周的时间内，郭镇之还访问了当年民营台的有关人士，初步完成了史料调研工作。1982年春，郭镇之的论文写出初稿后，我又请新武同志审阅提出意见。同年7月9日，新武同志应邀主持郭镇之硕士论文毕业答辩，担任评委的还有人民大学方汉奇老师等。郭镇之的论文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较好的评价。由于当年广播学院尚无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在方老师的大力协助下，当年她又参加了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主持的学位论文答辩并获通过，人大授予她法学硕士学位。郭镇之也成为我校培养的第一个硕士。

郭镇之毕业后留校任教，和我同在广播史教研室，分担有关系所学生的广播史教学工作。她在外语系任课时与美国专家相识。美国专家对她的硕士论文甚感兴趣，要求她译成英文推荐给美国的一家传媒刊物发表。这在80年代初也是一件中美学术交流的幸事。1983年初，我和她谈起，准备硕士论文时收集了一批上海广播史料，如果用过后放置一边，那就无法再利用了。我建议她将有关史料编辑成书，以供广泛使用、她也同意这一意见。为此，我先后与上海市广电局、上海市档案馆初步联系获得同意。同年春，我俩再赴上海，她与上档刘光清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编辑有关档案史料，我与上海广播局商谈，请他们在出版经费上予以支持，并获同意。这即是后来1985年12月由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联合出版作为“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一本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一书的由来。郭镇之完成编选档案工作后，还将入选档案史料全部复印件带回了学校，现收藏于我校图书馆广播电视史志资料研究中心。1985年，郭镇之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指导的首批两位博士生之一，获得进一步深造。三年后，以“中国电视史”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荣获博士学位。其后，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任职，1994年到广播学院任教，评为研究员。10年后，又到清华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至今。上述已毕业的硕士中，哈艳秋、袁军留校任教，现均为教授、博导，其余诸人各有高就。

在硕士生教学方面，除指导广电史方向的研究生外，还为学校文科有关专业招收的新闻学专业硕士生和有关研究生班开设中国新闻史课，这项任务从198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98年，后由新到我校任教的李磊博士接替。

如果说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史学类课程主要是“授人以鱼”的话，那么研究生课就应当在“授人以渔”方面下功夫，在学习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对学生有所帮助。

根据我校培养人才的需求，在1997年的教学大纲中，我将《中国新闻史》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报刊史部分，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报刊事业发展的历史；第二部分为中国广电史部分，从1923年到1995年的中国广电事业发展的历史。前后几届学生，大体均以此大纲进行教学。

在报刊史部分，第一单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指导学生用溯源法，追溯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介绍几种不同观点引发学生思考。第二单元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比较，从两种报刊的时代背景、代表性人物及报刊，比较其同异之处及对后世的影响。第三单元中国现代报刊史，从五四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着重分析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的报刊，重点讲评代表性人物如邵飘萍、戈公振、范长江和邹韬奋等，并相应布置作业，如向范、邹学习什么？

在广电史部分，第一单元为中国现代广播史，分为八章从无线电传入中国和早期广播电台至旧中国的广播事业的终结和人民广播的新发展。第二单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事业，分为四章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广播事业至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广电事业（1949-1995年）。在教学中，结合当时我正在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写作，引发同学就有关问题、展开课堂讨论、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引起争鸣。我曾写过几篇“名人与广播”的短文，但个人所知有限，于是我在布置作业时，以“名人与广播”为题，学生可自选人物，自找史料完成作业，并建议外语系硕士生以外国人物为主选题。其中有几位写戴高乐、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的作业甚佳，我均推荐国际台的《国际广播》发表，后又收入我主编的有关文集中。1997年第7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了王友枚的文章，称茅盾1937年8月28日发表的《关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一文是“中国作家最早评述广播节目的论文”。我读后，认为在此之前鲁迅于1934年发表的如《偶感》、《知了世界》、《儒术》等杂文早于茅盾，“可能是中国作家最早评述广播节目的文章”，并将之成文刊于《学刊》同年第11期。我在上广电史课时提出此事，并要求听课学生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找一下，有否比鲁迅还早的。当时上课的何涛涛同学在课外阅读中发现叶圣陶1932年12月写的《文明利器》一文中曾对广播节目加以评述，并写成作业交我。随后我向《学刊》推荐此文，该刊于1998年第9期刊登，题为《最早评述广播节目的中国作家之我见》。每学期课程结束之前，我请同学不具名书面对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我改进教学帮助甚大。还有一年我在讲抗战时的中国广播时，说到当时许多广播电台都播出了现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对鼓舞民众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当场每人发白纸一张，要求写出《国歌》的歌词。20多人交出答卷，当堂检查，大约1/3的同学完全写出，其中一位同学还把曲谱也一并写出。有1/3的同学基本写出。有1/3的同学写的不完整，有的还与《国际歌》的歌词混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作为未来国家栋梁的大学生，有的竟然连《国歌》都茫茫然，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作为当年的校领导，我在办公会议上提出，学校每学期开学升旗和举行有关大会时不能仅是奏《国歌》曲调，应提倡师生齐唱《国歌》，但遗憾的是，试唱一两次后竟然坚持不下去。今天，我每逢从电视上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隆重集会上带头齐唱《国歌》的情景时，深深感到爱国主义教育比之当年更加深入人心。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国歌法》（草案）。相信今后随着《国歌法》的实施，全国人民“……前进！前进！进！”的嘹亮雄壮歌声必将更加响彻中华大地，鼓舞亿万人民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本文由赵玉明口述，赵康帅记录整理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