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明：我与中国广播电视史（四） 指导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回忆

1999年，我校开始招收新闻学方向的博士生，成为继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后的第三个培养新闻学博士生的高校。这是继1979年招收硕士生，20年后又迈上的一个新台阶，对提高我校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年，我开始招收新闻学广电史方向的博士生，有幸成为我校第一批博士生导师。2000年我校又与人大、复旦同时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从1999年到2007年，我共招收和指导了12名博士生，先后经答辩，均获得博士学位。其中薛文婷的论文被评为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我也荣获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的荣誉证书。这是自1999年全国开始评选百优博士论文以来获奖的第四篇新闻学博士学位论文，我校首次获此殊荣。2011年我用学校奖励各项所得30万元设立了“赵玉明教授研究生助学金”。用于资助学习成绩优良的贫困研究生。2007年我办理退休后，不再招收博士生。现将上述12人姓名、入学年份及论文选题列表如下：

上述12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职博士生，其中姚喜双、李煜、刘英华、庞亮、范晓晶和薛文婷均是我校毕业的硕士，其余则分别为毕业于其他高校的硕士。回忆10多年以来指导博士生的教学研究经历和体会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良性互动，教学相长。

作为一名新任博士生导师，自感出身低。我既不是硕士、也不是博士。1959年大学毕业时连学士学位也尚未设立。其中缘由，众所周知，不必多谈。我之所以先后成为硕导、博导，大概是因为第一个中学教师只能是小学毕业的缘故。作为“半拉子”导师，无论是指导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对个人来讲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实际上是一个边教边学的过程，教学相长的探索。概括从1979年开始指导硕士生20多年来的体会，大概是三点，即少招生、勤交流、严要求。

第一，少招生。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要放在首位，只有少招生，才能精培养，招多了，必然顾此失彼。我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到1998年，十年共招收10人，平均一年一个。1989年担任校领导以后，主要精力放在全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上，所以原则上三年招一个，即毕业一个招收一个，以保证确有时间指导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即停招硕士生，到2007年退休时，九年招收12人，平均每年1.3人。录取时合格即取，不合格则不录取，2005、2006年两年缺招。最近，听说有的导师一时间竟然指导博士生、硕士生十几个，甚感惊讶！

第二，勤交流。师生之间除上课外要勤交流，我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集体式的。一般每学年或学期开始，不同年级的博士生，也包括博士后集中在一起，由我讲一下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进展概况，当年或今后一个时期，新闻传播学方面有关的研讨会和学术争鸣情况。例如2005年初秋开学时，我就博士生教学研究工作向博士生们讲了知主流、抓机遇、守规范、出成果四个方面的情况和要求。他们也分别就自己所在岗位和撰写论文的进展各述所知，师生之间互相交流。另一种是个别方式，他们可以随时找我，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我则随时与他们保持热线联系，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师生共同协作，开展科研也是交流方式之一。艾红红在读期间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编研工作。李煜在读期间，协助我将民国时期的代表性广播史料编辑成《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庞亮、谢鼎新、王文利、高金萍（博士后）都参加了我领衔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活动，经师生和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努力于2012年结项，2015年课题成果出版。

第三，严要求。既包括对自己、也包括对学生，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治学严谨、学风严肃。道理我不多讲，具体做法上，有以下几点：

每年春末夏初，是博士生论文答辩之前匿名评审的集中时期，我常常收到一些兄弟新闻院系寄来要求评审的论文，为了尽力确保评审质量，我给自己定了个“三不看”的框框，一是最多看3篇（包括自己指导的一篇），超过3篇或是退回，或是征得寄送单位同意后推荐其他导师评审。二是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不是这一方向的论文，我不审阅，以免误人子弟。三是看不懂的不看，有的论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它的题目竟然有五六十字，参考书目多达几十页，限于自己的水平，实在看不懂，只能退回，另请高明。在论文答辩阶段我给自己提出了“三坚持”：第一，凡是我指导的博士生申请答辩的论文，定稿后、答辩前我坚持至少再看两三遍，做好最后的把关；第二，坚持进行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学校有一段时间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有预答辩，后来又规定可有可无，但我觉得预答辩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导师来讲都是有利无弊的，应予以坚持，最近有的高校已将预答辩列为必备项目；第三，坚持半日答辩，即一个上午答辩一篇论文，确保有答有辩，不走过场，这样做，学生认真准备，答辩教师也有充裕的时间与学生交流，确保答辩质量。我记得80年代硕士生论文答辩均为半日一位。现在有的高校新闻学博士论文答辩多数是半天两位，有的竟然一个下午三四位，学生心存侥幸，教师得过且过，培养质量难以保证。

其二是，因材施教，扬长补短。

古人云：“因材施教”。作为博士生的学习，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论文的写作。我认为论文从选题到完成要“过三关”。

首在定题。定题要因人而异，因材而定。作为新闻传播学科来说，要尽可能定前人未有之选题，一可避免抄袭之嫌，二有创新之余地。作为新闻传播史类的选题，既要有历史价值，也要有时代特征。“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以前述获百优论文的作者薛文婷为例，她是我校新闻学硕士，又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任教，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考取我校博士生。此前，她曾与我交流提出如考取，拟以体育新闻史为研究课题，我当即予以肯定。她在体大传媒系任教，而体育新闻史又恰是一项研究空白。这一选题对她来说可以说是因材定题的成功一例。我指导的另一位在职博士生王文利是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经商定后，其选题定为广播电视学术史研究。而另两位在职博士生均是省办大学新闻传播系教师，若给他们定题为广播电视类的选题，毕业后可能与教学任务不挂钩。最后，谢鼎新定为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贾临清确定为周恩来新闻实践与思想研究。本校在读的博士生选题均与他们的教学研究工作有直接关系，如姚喜双原是齐越的硕士生，在本校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任教，他的选题既与播音有关，又是解放区广播史的组成部分。刘英华在本校广告学院任教，选题为广告研究。李煜在本校新闻学院任教，选题切合教学内容，金梦玉在南广学院任教，选题现实性强烈。庞亮和唯一的脱产博士生刘书峰的选题是根据我的建议确定的。艾红红、范晓晶的选题是自己提出，我同意的。

其次是“资料关”。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如何多方广泛收集查阅有关史料至关重要。不掌握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难写出内容充实的论文来。以薛文婷为例，她在体大新闻系任教，一般性的体育新闻史料，比较容易收集，这是她的长处。但我国主要新闻媒体的体育传播史料、奥运会在华传播史料等，她并不完全掌握，这又是她的短处。为了扬长补短，扩展她的视野，多方掌握体育传播史料，我拜访了她的系主任易剑东教授，并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名义与体大共同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这即是北京奥运会前夕，2007年12月在北体大举办的“奥运传播暨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的由来。她尽心竭力地筹备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并参与主编出版了50万字的研讨会论文集。所有这些都为她写作论文、多方收集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创了“为一篇论文，开一次研讨会”的特例。其余如艾红红、金梦玉、刘英华和范晓晶等人的论文资料我仅能提供若干线索，主要是他们自己收集的。而姚喜双、李煜、谢鼎新、庞亮、王文利、刘书峰和贾临清所需要的历史性资料我平时积累甚多，可供他们选择使用。为多方收集周恩来的有关新闻史料，我特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究部的同志联系，请他们给予支持，当时还与二编部初步商定编选周恩来新闻文选之事，贾临清也参加了有关活动，同时我还将贾临清的有关周恩来新闻实践活动的文章推荐相关刊物发表。刘书峰则经我引导参加了国家地方志有关机构的活动，借以了解地方志编纂情况和成果。新世纪之初，我担任会长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广电学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经常举办学术性的研讨活动，我也尽可能安排有关博士生积极参加，借以收集有关资料，结识有关研究人员。为了使更多的广电史料公之于众，有益于研究者，近年来我分别和毕业后留校工作的艾红红、庞亮和刘书峰等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图史》、《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上、下）、《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和《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等书。与此同时，还倡议于2014年召开了“广播电视史学：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回顾、反思和建议》的发言。会后出版了哈艳秋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

最后一关是写作。作为新闻传播史类的论文写作关键在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切忌有史缺论或有论缺史，这是史学论文的两大忌项。以薛文婷的论文为例，一部近现代体育传播史，长达百年（1840-1949），体育传播的事例多多，不胜枚举。但要总结概括出“脉门点”来确非易事。联系近百年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发展，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提炼出“启蒙救亡是近代体育传播的时代主题”来，从而提升了论文的理论水平，增添了论文的理论色彩，最终成为一篇公认的优秀博士论文。其余的博士论文也各有所长，兹不赘述。

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切不可将论文束之高阁，而应将论文走出校门公开出版迈向社会，成为公共文化财富。截至目前我指导的12篇博士论文，其中艾红红、姚喜双、谢鼎新、庞亮、王文利、刘书峰、薛文婷和贾临清的八篇已分别由海峡两岸的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为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广播电视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我指导博士生期间，我校于2004年开办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同年起，我也开始首次招收博士后，开展合作选题研究。从2004年到2006年共有三名博士进站，现将其姓名、进站年份及合作选题列表如下：

三位博士后毕业于不同的高校，进站之前分别在中国语言大学、湖南邵阳学院（现在衡阳师范学院）和山东政法学院任教。在站期间，高金萍因曾赴美国进修，故特邀她参加了我主持的上述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研究，并作为子课题——西方广播电视研究的负责人，一身二任。刘兴豪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报刊教学研究工作。蒋海升从教中国新闻史，现担任该校传媒学院院长，故从中国新闻史的宏观研究上确定选题。三位博士后均按学校有关规定与我合作完成不同的科研项目，并分别经专家评审通过于2007-2012年间陆续出站，返回自己的教研岗位。

2007年，我退休后，不再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合作研究人员。当年，作为学校首批退休博导，荣获“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同时资助出版《赵玉明文集》（三卷本）。2011年，我将几十年来收集、获赠、购买和交换所得的有关书刊资料捐赠学校图书馆，作为筹建广播电视史志资料研究中心之用。在此前后，新世纪以来，我先后荣获四个国家一级学会和两个二级学会的表彰，其中有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首届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的“十佳”之一(2001年)，中国老教授协会颁发的“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称号(2013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2016年)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称号(2008年)，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杰出年鉴工作者”称号(2015年)。

*本文由赵玉明口述，赵康帅记录整理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