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线，一线
搭乘着中国经济逐步升温的快车，和着一个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脉动，77摄影班的骄子们展开了各自的事业之旅。
毕业时间几乎和中国广播电视部成立同步，遭遇的又是四级办电视的全新大格局，仰仗八十年代初期极为稀缺的“北京广播学院”学士学位，以及在学校里打下的坚实基础，77摄影班的同学们刚进入工作岗位就迅速成为电视一线的主力干将。
一号记者
当77摄影班的同学们初入电视台，他们的第一个归属几乎完全相同——新闻部：韩国强——山东电视台新闻部，乔保平——甘肃电视台新闻部，刘新荣——新疆电视台新闻部，田广——宁夏电视台新闻部……
1982年1月回到贵阳没几天，李讯就报到上班了。那时，贵州电视台的新闻采编播刚刚起步，唯一的新闻节目《贵州新闻》每周仅首播两次，人才奇缺。从各行业汇聚来了一伙年轻人，他们好学上进，冲劲十足，短短几年，将《贵州新闻》变成了日播节目。李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红又专：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专业名牌大学毕业（当然还有个政治可靠的家庭）。一发力，就成了名记，成了省委办公厅认定的一号记者。一号记者其实就是执行一号采访报道任务的记者。
有句老话：天高皇帝远。在贵州这个从前出“干人”的地方，皇帝更是遥不可及了。但作为一号记者的李讯，却常常有采访报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在1984年初和1986年初，李讯曾两次奉命跟随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领袖身体力行、深入实际、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
李讯：1986年农历除夕，胡耀邦在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陪同下，到兴义县乌拉村贫困户严金玉家仔细看了他家床上的被盖和柜里的存粮。拉着小严的手关切地询问过年买了多少斤肉，打了多少糍粑，房屋是否漏雨，鼓励他发展生产，自强自立。在村口，胡耀邦从农民王钢伦上衣口袋里拿出香烟，边看边说：“还是带锡纸的呢！是不是经常抽？”王钢伦说：“现在都抽这个啦！”胡耀邦又拉着王钢伦的手问有手表没有？王钢伦回答：“有，刚才杀年猪时放家里了。”胡耀邦又问：“你知道勤劳致富吗？”“万元户呢？”一问一答，笑声朗朗，亲密无间。为了获取所到地的实际情况，除夕夜，胡耀邦还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带领北京来的同志，趁着夜色到兴义郊区农民家访问。
作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要付出超常的脑力和体力，除此之外，还要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1986年农历除夕夜，当一天的采访拍摄结束，李讯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上伏案写解说词，写完后，磁带和文稿要连夜送往四百公里以外的贵阳。忙碌完这一切的李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但是随即，心又提了起来。
李讯：大年初一的傍晚，我守候在天生桥水电站工地招待所宿舍的电视机旁，又期待又害怕，心脏随着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的片头音乐极速地跳动着……《新闻联播》刚结束，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陈群林（校友）就推开我的房门，连声说：不错不错，总书记很满意、很高兴。
大年初二的早晨，李讯把跟随胡耀邦同志采访报道的接力棒交给了他的同班同学黄著诚。
到了广西的胡耀邦，首先来到了广西军区与战士们一起欢度春节。除此之外，当时中国与越南边境紧张的局势，也是他来到广西的更深层次原因。接过同学李讯的接力棒，广西电视台新闻部记者黄著诚用镜头记录下了胡耀邦在军区的重要讲话以及与军民同乐的生动情景。两个刚毕业的同班同学，因为采访国家领导人发生了联系，并且圆满完成了这次接力赛，真是一份难得的机缘巧合。
一号记者看着风光，其实不是那么好当的。当年的电视记者所用的摄像机大都是分体式的，不仅笨重，而且娇贵，跟随国家领导人采访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要在高密度的行程中抓拍到典型的画面，还要保护、调试好手中的机器，体力和脑力一样都不轻松。新疆电视台新闻部记者王政就因工作勤勤恳恳，在拍摄现场得到了彭真委员长的献花，被同行称为“棉花记者”。
王政：1988年的9月间，我随同彭真委员长在新疆考察，几天的视察，我记录彭真委员长在新疆期间一幕幕生动的场面。可能是由于我几天的跟拍显得比较辛苦，所以才有了彭真委员长将棉花花朵亲手佩戴在我胸前的一幕。
王政将彭真委员长在新疆考察的报道做成了新闻特写，尤其突出了那些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后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彭真委员长的秘书还特意打电话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对王政的工作表示谢意。
能够在刚刚毕业就成为一号记者，这对77摄影班的同学来讲，既是信任，又是挑战。而从不服输的他们，也从未败给过任何挑战。
走基层
从广院毕业后，刘建新回到了四川电视台，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在大学里面养成的“暴走”习惯，也让刘建新探访了辽阔的巴蜀大地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域。
刘建新刚到四川台的时候，由于来得匆忙，当地电视台并没有准备好住的地方，于是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刘建新就带着自己的铺盖卷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刘建新：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我应该多下去，何况在四川，四川这么大，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断地下去。我在四川待了12个月，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我都在下面，这样就解决了住的问题。并且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把它做得最好。
有一次，刘建新与当地联系，在得知当地有一个地方从解放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前去采访过的时候，天生富有挑战精神的刘建新很快集合起了七八个同事，简单收拾过后就出发了。
刘建新：吃完早饭8点多一点，我们就到了峨眉山背后的脚下，然后开始跟着向导爬山。中午找了当地的农家，给我们做了点米饭，我们每人吃了一点之后，又继续走，走到下午4点半5点的样子，才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定点生产黄连的地方，这个乡和这个村不种别的，只种黄连。
那个时候没有电，也没有电话，当刘建新等人走上去的时候，村长对他说，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到我们这儿的记者。
当时四川的房子多是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喂猪、养牛。房子是木头房子。
刘建新：村长可能是怕我嫌有味，把花露水洒在了楼上的屋子里，并让她女儿搬走，安排我们住在他女儿的房间里。但实际上房间里猪的大粪的味和花露水混合到一起，是一种非常怪的味。
但是刘建新能感到农民那种朴实，当村里人得知这些第一批到达他们村的记者们要上山时，就把口信带给了山上的猎户。
刘建新：我们住了三天，三个晚上，还不让我们走，说再多住一晚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派了几个人去打熊去了，想让我们吃熊掌。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能老在这山上住着，采访完了要走，村长说那不行，我们有一头公牛，谁都降服不了，几乎快成野牛了，他说请我们吃了再走。他们用民兵的自动步枪，把这个牛给打死了，特意做了给我们吃。
正是因为这份纯真的朴实以及对于新闻理想的追求，30年后成为河南电视台总编辑的刘建新依然要求他的记者们要多下基层、多走路。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社会的更多层面，与民众的亲近中才能发现新闻点所在。
当一号记者们在一线寻找新闻线索、拍摄时政新闻的时候，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王桂华也在走基层，只不过，她希冀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命故事……
王桂华：龙年伊始，我选择了龙须沟属龙的人作为我的采访对象来搞一个节目。在几位街道大妈的陪同下，我走门串户，真有点体察民情的味道。我走进一间窄小的房子，真可以说是一屋子半截炕，进屋就要上床。坐在床上的大婶一见来了客人，又听说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慌忙让座。然而来的人们谁也没有坐，一是那条床边坐不下这许多人，二是大家都坐下只能全体面朝南，无法交流。没等我开口采访，主人却先讲话了，“你是从中央来的，代表中央，能不能为我们反映反映，这龙须沟解放了40年，除了没有那条明臭沟和大尾巴蛆上床外，这环境没有多少变化。日子是比以前好过了，可这冰箱、洗衣机也不能放在床上呀。”
这位大婶的话，让王桂华感到十分困惑。尽管她在偏远的山区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就在皇城根脚下的龙须沟的这位大婶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王桂华无言以对，只能对她说实话。她告诉大婶说，“我不仅不能代表中央，我和您一样，大婶还有这样一间房子，但我结婚六年，孩子四岁，半间房子也没有。可以说我们是彼此彼此。”
王桂华：我到了另外一家，恰巧这家有兄弟两个都属龙。一个36岁，一个24岁。龙须沟依旧像解放初那样，居住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城市里最普通的居民。这兄弟两个老大是工人，老二还在待业。我们先到了老大的房间，说起来甚至有人不信，这家不仅没有地方放椅子，就是床也不能坐。因为房间小，六平方米的房子要住一家三口人，不得不把床架到一米多高，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这样床下就可以放很多东西了。主人虽然很热情，脸上却很难为情，这能怨谁呢？这样的采访对象我怎样拍，又怎样讲呢？是他们不勤劳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龙须沟曾是政府关心穷苦百姓的先进典型。而80年代的龙须沟人，虽在京城，但生活条件却如此不堪，这样的图景引发了王桂华内心深处的困惑和创作的兴趣。
沿着龙须沟，凡是有属龙人的家，王桂华都进行了拜访和采访。于是，在她的纪录片《访龙须沟的属龙人》中，王桂华选择了六个属龙的人作为主人公，片中人物无主次之分，他们身上也并没有动人的事迹，只是展现出各自的喜怒哀乐。王桂华以冷静和自然的调性，将平常人的一段生活呈献给观众，让观众亲切地看到他们周围的普通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至于怎样看、怎样想，结论由观众自己得出。
王桂华呈现于纪录片中的“无主题结构”其实正是对一线生活的真实记录，她的思考呼应着当时在中国纪录片界开始风生水起的纪实热，但又有着超越于单纯纪实热的深度与厚度。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王桂华作品虽然不多，但总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
实务派
当大多数77摄影班同学活跃于电视台一线之时，留在象牙塔里的任金州、温化平、钟大年们也并没有立即拿起教鞭，走上讲台，挥斥方遒。广院这片肥沃的土地，给予了他们和班里同学一样走出去拍摄和创作作品的机会，“实务派”的他们也做得有声有色。
“能教、能拍、能写”是北京广播学院对教师们的基本要求。任金州、钟大年们留校时，系主任是矫广礼，矫广礼的治学态度更是秉承了以上的三个“能”，教摄影的老师，首先自己要精于摄影。于是，他把这些留校的77级同学们全部“下放”到一线去社会实习。
任金州：我留校第一年社会实习，就是跟钟大年分组去拍片子。我拍摄的第一个片子就是广播学院第一部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啊，朋友》。当时钟大年一部，我一部，温化平一部。我们三个人作为摄像跟着三个摄制组拍摄，1982年冬天拍的，1983年初播出。
1986年夏天，中国出现了一件新鲜事：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用橡皮船漂了长江，引起了国人的热议和媒体的关注。大概出于好奇心，钟情于纪录片的钟大年和另外两名青年教师决定参与这起“群体事件”，他们与贵州广播电视厅合作制作了14集纪实性电视节目《长江漂流》。
在拍摄中，钟大年和他的团队跳出了一般事件性报道只关注事件的方式，而是把视角投入到了人上。
在漂流的人当中，有省人大代表，解放军二级英模，也有曾经犯过错误、正在走向新生活的失足青年；有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也有拖儿带女的一家之主……是什么促使他们走在一起，共同来到长江探险？在面对死亡时候，他们各自的心态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钟大年的兴趣。因此，他们除了冒着生命危险随行拍摄了18个小时的素材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队员和遇难者的家属等进行了采访，表现了他们各异的心理状态。
钟大年：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让当事人自己谈，显得真实、生动，增加了节目的力度。这些材料后来成了节目的主体内容，而事件的介绍，也就是漂流的素材，则放到背景上处理了。
也正是因为对人的关注，由于人性的复杂，在影片表现主题上也更加多面化。除了民族自豪感之外，还展示了队员们在漂流前一晚针对漂与不漂的问题展开的激烈争吵。这种真实的呈现形式，在钟大年看来，是最打动人的。
钟大年：纪实性电视节目只停留在把一件事说清楚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有更广阔的外延和更深刻的内涵。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这大概会成为今后纪实性电视节目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