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于军服当中的优越感和雄性之美不仅让77摄影班里曾为军人的同学继续穿着，也吸引着从未当过兵的同学们喜欢穿着，再加上男生占据全班大多数，穿军服便成为摄影班区别于编采班和播音班的一个外在特点。
任金州：编采班的同学就不爱穿军装，如有穿的，只是零零星星地穿，而且绝少上下穿，就是又穿裤子又穿上衣那种，一般穿一件，混搭着穿。我们有不少是上下穿一身军服式的。
编采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工厂，还有的是插队知识青年，播音班的同学家庭背景就更加多元，干部、工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都有。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处于匮乏期向丰富期转化的当口，77摄影班对军服的选择，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心中强烈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以及对自身这个团队的高标准期许。
柳春江：全班有很多位同学当过兵，其他同学也大多有军人亲戚，每天都有一多半人穿军装。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做出决定，全部穿军装。我们班当过兵的借给少数几个没有军装的同学参加运动会。全校就我们班服装最为统一，大家特别高兴。
外在透射内在，标准化的流行，在77摄影班整齐划一的外表下，是心态的健康与平等。没有攀比，没有较量，即使是帅哥级的王政，在大学时代也是“犀利哥”版本。
王政：我过去放羊的时候，衣服扣子不齐，老掉，尤其是到了冬天，棉衣的扣子也掉，外面衣服的扣子也掉，所以里面的衣服就用麻绳扎上，到了学校以后依然保持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时候，长的衬衣下面烂了以后，就把下面剪掉，成了短袖了，生活过得特别朴实，在那个年代也是社会的一种风气吧，而且我们进校的时候，有的同学还穿补丁（衣服）。
衣服上有补丁，但心态绝对淡定。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特别为77级大学生定制的奢侈与幸福。
柳春江：当年我们的心态与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入校就知道毕业后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思想比较单纯，充满了自信和憧憬。
俞建成用“平等”两个字来描述70年代末的校园生态。在他看来，这种平等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还很落后，由此形成同学之间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平等。无论是所谓的高干子弟还是来自边陲小城的同学，彼此之间的经济条件不会相差很大，况且贫困一点的同学还有国家补助。所以，同学之间所能显摆的财产，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大家的穿着饮食和日常开销基本一样。这种平等当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可恰恰是这种经济上的平等造就了同学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没有特别的羡慕嫉妒恨，而这些情绪往往会扭曲人性，所以同学之间的相处都很真诚。当时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增长知识，以后到了电视台好好工作。
进取与淡定，幸福与单一，就这样纠缠着，呈现于77摄影班的学习和生活的两个领域。当我们习惯于拿比照的视角去分析一代人的外在和内在时，其实就像去购买一Miu Miu版的假领子，可能纯粹是为了矫情一下下。
04.胶片的美好时代
2012年1月19日，伊士曼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胶片供应商之一，这家百年老店不幸折戟数码时代。
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许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但手艺的炉火纯青却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当古着风和怀旧调成为文艺圈和文化界的主打时，且让我们回眸77级摄影班——这群专业级手艺人美好的胶片时代。
堆胶片
1979年秋季，77摄影班结束了理论课程学习，全班分为五个小组到省级电视台见习了一个月时间，10月份回校之后就正式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从此，他们的学习除了啃书本，又多出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堆胶片。
摄影专业课从学习感光胶片开始。刘恩御老师讲授的感光材料，是77摄影班开设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学校给每位同学提供了一台135单反相机，机型多为苏制卓尔基和少量的国产海鸥。
电视系的暗房始终弥漫着显影液和定影液散发出的酸味，照片拍完之后要在这里完成胶卷的冲洗和放大工作，照片质量如何，暗房技术尤为重要。首先要在暗袋或暗室里小心翼翼地把拍好的胶卷装进显影罐里，此过程虽无技术含量，但要十分熟练和细心，操作不当就会使胶卷粘连，导致冲卷失败。显影液和定影液的温度以及显影、定影的时间都有要求，每个环节都要按规范程序完成，否则，将会影响冲卷和洗印的质量。
任金州：两三个人一台放大机，有的人占的时间长，动作慢，洗不出来，就容易手忙脚乱。当时胡芳是暗房实验员，天天给我们弄水弄药，同学们和胡芳老师的关系很融洽。
暗房的显影液和定影液分别装在两个塑料桶里。一次，有一组同学在完成胶片冲洗之后，将显影液和定影液倒回桶里时发生了错误，显影液的桶里装进了定影液，后一组同学的胶卷未显先定，全部报废。
为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实验室把小瓶装的显影液和定影液分发到每个人手里。此后，宿舍就成了暗室，大家经常关了灯在被子里装卸胶卷，在洗漱间和宿舍的晾衣绳上也常能看到一条条垂挂的胶卷，这也是摄影专业学生宿舍独有的一道风景。
每次拍完摄影作业，大家都把自己最为满意的照片贴在教室的一面墙上，老师在这里点评，同学们在这里交流，也常引来其他班级的学生来这里观看。挑照片的不足和缺陷，是作业点评的主要内容，所以每次作业上墙，同学们都像经受一次不寻常的考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听老师对作业问题的分析，同学之间的点评也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没有掩饰和做作，只有真心爱护和关心。
摄影行内有句话：摄影家是用胶片堆出来的。每次摄影作业学校发一盒或两盒胶卷，经常是将发的胶卷拍完，也挑不出一两张满意的照片。为了能交出理想的作品，同学们只能自己掏钱买胶卷再拍。当时，一盒黑白胶卷就是三块多，这对于大多数靠助学金学习和生活，每个月只有十几元补助的穷学生来说，买胶卷着实是一项奢侈的开支。
鲁伟有一位女同学在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她赞助鲁伟几盒“代代红”牌35毫米电影胶片，用现在的话说，“代代红”胶片也是那个年代的著名品牌，国产电影大多都用这个牌子的胶片拍摄。同学们分享了鲁伟获得的赞助，把大盒的胶片化整为零，截成1米5长一段，然后再分装成小盒。胶卷盒都是一次性的，冲完胶卷后胶卷盒都弃之不用，为了能够让它继续发挥作用，老盒装新卷，大家每次取胶卷都格外注意，不损伤盒盖，如果重复使用胶卷盒，盒盖发生变形会使胶片漏光，在当时的生活中废物利用最多的物品当属小小的胶卷盒了。
程鹤麟：虽然照相机暗房设备均由校方提供，但胶片相纸这些材料校方只能限量提供，实在玩得不过瘾。来自厦门的温化平同学是个活雷锋，她找到厦门感光材料厂的路子，买下处理相纸，不辞劳苦背到北京，转让给同学们。80后90后或已不知啥叫“处理商品”，程老汉简单做个名词解释：所谓“处理商品”简而言之就是：一、达不到一等品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二、边角料。相声《卖布头》卖的所谓“布头”就是边角料，就是“处理品”。化平兄弄到的处理相纸，有不大合格的（比如相纸小局部漏光），也有边角料。
刘存志老师的摄影艺术课和朱羽君、任远老师的电视画面编辑课，把77摄影班的学习带入电视专业课阶段，此时他们扛起了能拍16毫米电影胶片的红旗摄影机。
红旗摄影机是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当年国内电视台普遍使用的是这个设备。拍照片有“电影厂”胶片做后盾，拍电视作业只有学校发的几盒电影胶片，每盒胶片的长度是100英尺，拍摄时间约2.5分钟，如果拍不好，连补拍的条件和机会都没有。所以每拍一个镜头，都要认真揣摩、精心设计，不能随意按动开关，一旦开拍，心里还要默数着秒数，不能多拍一秒的多余镜头。
任金州：甘光厂红旗牌摄影机是手摇发条作为动力的，手摇摇满了拍一次也就拍30秒钟，一个片盒时长是2分半，一拍起来，我们当时喜欢这种咔咔声，摄影机的抓片爪往下一拽就有机械转动的咔咔声，就跟打枪一样，我们拍摄的时候，听到这种声音就特别兴奋。
由于学校设备有限，红旗摄影机也是由几名同学合用。从那时起，任金州和马国力就成了“黄金搭档”。有一次，为了分配好摄影机，马国力同学专门给任金州留了封信：
金州：因这几天天气不佳，是否你能先拍，我等到下星期五六再说。摄影机放你家里，里面有一盒片子未拍，你可用，摄影机完好，我已试过，你如需要帮忙，请告诉我……
两人的默契和情谊，从信中可见一斑。
电影胶片的负片依然要自己冲洗，在颇似作坊的暗室里，同学们先要把一盒盒胶片均匀整齐地缠绕在一个木制的胶片洗印架上，然后放进显影槽里。一切皆为手工作业，既要细心，也要有耐心，每个步骤都不可粗心大意。
拍照片的时候，宿舍是暗室；拍电影片的时候，宿舍就成了剪辑室。本来就不宽敞的宿舍，每人的床边又放了一个布制的折叠式片兜，宿舍显得更加拥挤。片兜是用来放置胶片的，只要剪辑电影胶片，片兜是必备物品，不能缺少。几百英尺的胶片素材，依据镜头内容分段剪开，然后再用曲别针或夹子把剪开的胶片别在片兜的边沿上，剪辑的时候就从片兜里挑选镜头，当片兜里的胶片所剩无几时，就意味着剪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
剪辑切刀、看片机和透明胶带，就是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电影画面剪辑工作。同现在相比，当时的教学条件堪称简陋，甚至有点“寒酸”。但这非但没有影响77摄影班同学们对学业的专注和探求，反倒成为他们最为怀念的校园记忆和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程鹤麟：摄影班的同学还就是拉风啊有木有！77编采的杨建军跟我一样来自福建，酷爱摄影，可是校方不给他们配照相机啊有木有！16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更木有啦！有次做电影作业，程鹤麟一时抽风想到去天安门广场拍升旗，就拉了杨建军同去，这哥们二话不说就跟着走啊有木有！我从住校的福建籍老师黄炜那儿借了辆自行车，下半夜驮着杨建军还有摄影机从广院出发去天安门。事件以悲剧收场：开始升旗了，摄影机发条不行了，我请杨建军帮忙手摇，摇得不匀，片子冲洗出来，那国旗是哆哆嗦嗦往上升，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拍完回校，刚到郎家园自行车轮胎爆裂，臊眉耷眼去修车，修车店还没开门有木有！
刘新荣：朱羽君老师的摄影构图课，让我们真切体会到摄影创作的辛劳和乐趣。为完成作业，我们起早贪黑奔波于北京各大景区、艺术院校、工厂和乡村，能拍出一张得意的照片是最感欣慰和惬意的事。
从照相机到摄影机，从感光材料到胶片洗印，在这个系统地学习知识和掌握实际操作技能的过程中，77摄影班的同学们以笨功夫习得了真手艺，那就是不辞辛苦地付出，不计成本地打磨，只是为了生成一个好作品。
李讯：记得我和王政为拍日落照片，下午4点，才从北京城东的学院所在地辗转几路公交车，急匆匆赶往地处西郊的颐和园，在昆明湖畔寻找最佳角度和最佳构图。拍摄完成，在暮色中一个面包一瓶啤酒，美滋滋地享受着。
对胶片摄影的怀念，实际上是对一种学习氛围的想念，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与相处的怀念。来自77级摄影班关于影像的那些启蒙记忆也许是对胶片时代最好的纪念。
行走与发现
呵！这一切，
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的世界，我把它们都记录了下来！
这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曾经的感慨，它生动表达了摄影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就是：观察与记录。
当77摄影班在校园内忙于堆胶片的时候，中国社会也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从国民生活到社会百态，都发生着奇特和奇妙的变迁，一幅幅鲜活的社会图景为走出校门的摄影班同学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在考量着同学们的发现力和观察力。
“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77摄影班是最直接的获益者，这个变革的时代给予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给予了他们创造新事业的激情。用手中的照相机去记录社会，他们积极地深入到了北京城中的角角落落，奔波于取材的空间内，活跃于事件的现场内。
刘建新：我在更多的时间就是围着北京转，我围着北京转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坐车到郎家园，完了从郎家园下来以后我就开始走，走到东单，从东单走到东四，从东四走到西四，从西四走到西单，再从西单走到东单，再走到郎家园，再坐车回学校。就这么一天一天这样走，因为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不是简单的沿着这条线走啊，这条线你可能还插过去了，你从东四到西四的时候，你可能要经过北海，你可能就拐到北海里头去了；你可能要经过景山，你可能就上了景山了，反正这中间不断地去扩展，所以我当时有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