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那个时候同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是从最穷、最落后的一个小县城来的，而我们班家在北京的就有7个，占近四分之一，其余的也都是从省会城市或地级市来的。我们班家庭出身高干的有一多半，而那时候我老爸只是一个县农机局的干部，当然了，班里也有一两个家庭出身地位同我差不多的，但人家可是从省城里来的，所以我还是有自卑感。
与田广的自卑感不同，王小幸加入这个集体后大呼“意外”。77年恢复高考时，王小幸刚好高中毕业，于是，他成为77摄影班唯一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入学时王小幸刚满18岁，到广院后才知道自己在全班年纪最小，同班同学多是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成年人了。入学的初期，王小幸开始感到很不自在，总觉得与这些成年人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大同学们和他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对校园生活的渴望，对新生活的创造激情。无论年龄大小，无论地域差异，彼此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幸运感和自豪感，一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精神风采。
“我怀念上大学的日子，那是在青春里散步、憧憬中成长，张大口吸着早晨新鲜的空气，连空气都是甜的。”王小幸的回忆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定福庄的春天来了。
千山万水，殊途同归。当77摄影班的同学们一个个走入母校的大门，各自的命运系统版本已经在定福庄东街1号开始了加速度升级。
03.穷人美
2010年，意大利著名时装品牌Prada的少女副线品牌缪缪(Miu Miu)春夏秀场将假领子重新搬上T台，淡出人们视线很久的假领子突然王者归来！
假领子的回归，也许只是时尚界的小把戏，但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诞生于物质匮乏时代的这个小物件，道尽了国人内心对于时尚和美好的追逐。
穷，但有追求，人人有股力争上游的劲头，正所谓“穷人美”。这也正是77级大学生特有的潮和酷，一个重生国家的激情与梦想。
当学习成为欲望
当77级大学生刚刚展开大学生活的当口，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隆重召开，邓小平操着那口熟悉的四川口音，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被摘掉，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这个春天召开的大会不仅解放了人，更解放了智慧！
时代的推波助澜，点燃了77级大学生心中被雪藏了十年的渴望，当他们有幸在科学的春天里步入大学的校园，珍惜和奋进便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
珍惜和奋进便成为一代人的座右铭。
任金州：“文革”打碎了传统的师道尊严，教育秩序大乱。77级上学后，首先恢复了上课时学生起立向授课老师问好等课堂仪式。我们前两年的基础理论课——如广播概论、英语、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古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77级三个班都是一齐上的，上课的教室就是一号教学楼的208教室（现在此教室已经改为咖啡厅了），我、胡欣欣、江良作为三个班的班长就轮流值班喊起立，英语课还用英文喊。我清楚地记得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黄侯兴老师、讲古汉语的张相如老师、讲古典文学的马群老师走进教室看到起立声中一百多个学生（中间不乏二十八九岁和三十多岁的老学生）齐刷刷地站立着向他（她）们喊“老师好！”时，两眼含着热泪，捧着教案的双手颤抖着。张相如老师说：“好多年没见到这种景象了，老师得到了尊重，知识得到了尊重，心里真是非常激动。”他们在讲课中也极为认真、极为投入。马群老师讲台上全版本古典作品的背诵，张相如老师上课时不停走动中的故事讲解，黄侯兴老师娓娓道来的文化大家的精品解读，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遗憾的是，现在纠正“文革”错误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学生们在课堂起立向老师问好的礼仪又不见了，一些课堂上出现的倒是老师一边在上面讲课，学生们一边在下面看电脑、玩手机，门口处出出进进的学生，课堂如同一个自由市场，师道尊严再次消失了。
马国力：我太希望叫一声“老师”了。小学毕业正赶上那不堪回首的十年，25岁我才有了重新叫老师的机会。我胸中怀有对学校生活的渴望，和对已经失去时光的补偿，我真觉得生命就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对于已经流逝的时光，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徒然地感叹，但77级的大学生们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夺回”！时代已经不会再阻止77摄影班的求知欲望了！
夺回的方法有千百种，其中之一就是马不停蹄地读书。
北京广播学院77级只招收了新闻系编采班、摄影班和播音班三个班，入学前两年的许多基础理论课是三个班在阶梯教室一起上大课。自这一阶段开始，阅读成为同学们学习的主要方式，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就好像一盘盘大餐，被猛然端到了一群患了知识饥渴症的人面前。
王桂华：经历“文革”之后，想读书，想尽快丰满自己，嗷嗷待哺的学生以最快速度冲进图书馆，冲进阅览室。课后、饭后就要想着去阅览室抢占一个座位。全国的图书出版少得可怜，史书、名著在“文革”中销毁得最严重。因此，想要在图书馆借一本好书就要等，就要轮流，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轮到你。也许是缘分，我和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汪永晨老师在借书还书的过程中逐渐熟悉。汪老师会在恰当的时候通风报信给我，告知哪本书回来了，赶快来借。
钟大年：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新鲜，这正是我进入大学后的心态。在农村时，只能找到《薛仁贵征东》或是《麻衣相术》之类的书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是通过《自然辩证法》、《大众摄影》一类的杂志。广播学院有那么大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真的觉得既新鲜又兴奋。
对于钟大年同学的刻苦精神，室友韩国强记忆颇深。
韩国强：大年住我上铺，他的床头有一盏台灯，总是熄得最晚。为了不影响寝室同学休息，他便用报纸遮住灯光读书。他读书很杂，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无不涉猎，记得当时他读《东周列国志》到了着迷的程度。那时，我们都省吃俭用，攒钱买再版名著，订专业杂志，为学外语买“半头砖”录音机。学习可谓如饥似渴。大年平时话语不多，但是我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以及对时局的看法。我感觉大年分析问题很到位也很务实，身上有那么一股农民知识分子的韧劲。他常说，眼下只有打好文化功底，专业才能学习好，我们这些人的弱项就是读书太少。
深夜学习的灯光不仅闪亮在寝室里，还闪亮在阅览室，闪亮在教室中，有时候老师们要出面一个个去教室巡逻，将熬夜学习的同学们撵回寝室休息。
任金州：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疯狂地学习，真像一块块干干的海绵浸到水里拼命地吮吸。唯恐没有学习的地方，我们拼抢图书馆的座位，拼抢教室的座位。从静悄悄的图书馆，到静悄悄的核桃林，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抱着书本认真读书的同学。
王政：大一到大二期间，那时候都是理论课，所以看书特别多，看书的过程当中有两次，看得我眼睛忽然看不见东西了，失明了。我非常害怕，急忙叫同学把我搀到医务室，医生说“眼睛太疲劳了，要注意休息”，给我开了药并嘱咐说近段时间不要再熬夜看书了，回宿舍睡觉。睡到早上一睁眼，可以看到东西了，过了两三月以后又看不见了。
任金州：我们77摄有个极特殊的同学，孙林，课余时间他很少与大家在一起玩儿，而是经常一个人在教室的门后，占着每个班仅有的一台开盘式录音机，头戴耳机反复听英语口语教材，旁若无人陶醉似地朗读。他的英语口语和精读是全班最好的，但他依然不满足，在三四年级时他还一人跑到一墙之隔的二外旁听学习了日语，据说到大学毕业时他还考下了一个日语学历证书。
77级学生有个群体性的特点：大家在学习上都彼此暗暗地叫劲，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在专业上、在知识面上比别人差，每一个人内心都怀揣着一个远大的抱负，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上能有所作为、出人头地。有意思的是这些想法他们之间从不交流，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成为一种“潜意识”、“潜规则”，直至成为一种班风，并将这种风格一直带到工作中。
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正如这句哈佛校训的名言，学习成为77级大学生们内心最深的欲望，与时间竞争，与同学竞争，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中成为灿烂的篇章。
77级大学生中有工作经验者居多，他们十几岁走出家门，被推进一个无边无沿、无亲无故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工农商学兵，他们什么都干过；酸甜苦辣咸，他们什么都尝过；悲欢离合，他们什么事都经历过；三教九流，他们什么人都接触过……以至于当他们迈进大学校门时，表现出来的竟是出奇的平静，但平静只是一种表象，与其说是曾经沧海的老练，不如说是重新出发之前的镇静。高考彻底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走入一个“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新格局中，忽然发现身边的他们各具优势，或朴实、或狂狷、或内敛、或潇洒，有的文章写得棒，有的摄影水平高，可以说各具风采、意志风发，颇有同道中人大集合的兴奋。这种兴奋之余，也有一种互不示弱的暗暗较劲，但这种较劲体现在学习的竞争中。可以说，学习成了他们的欲望，也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单纯、刻苦、孜孜不倦是那个年代大学生们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他们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彼此之间共同励志的手段。
温化平：沉积了十年，我们这一群人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大学学习，虽然不曾看见有谁为此欣喜若狂，但心里都知道我们耽误得太多了，每一个人都迫不急待投入到知识的海洋里。在我们那个年代，没人偷懒翘课，没人浑水摸鱼，教室里、图书馆里、洗印车间里、演播室里，无处不是我们的身影。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77摄影班的同学们几乎都经历过社会上的摸爬滚打，他们吃过很多种苦：艰苦的苦，磨难的苦，被压抑的苦……，但正是这些历练和苦难赋予了他们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力。
胡立德：大学四年，我自己没有过旷课记录，对学校的规定，也是严格遵守。有一年开学，学校规定9日报到，我在哈尔滨车站排队买票时，轮到我已经没有8日之前的车票了，连站票都卖光了，我只好买了一张9日的坐票。当时哈尔滨到北京，特快列车也要十七八个小时，为了不耽误报到，我就拿着9日的车票上了8日的火车。火车上人非常多，过道都站满了人。我挤了三节车厢，挨排问都到哪里下车，想提前预约个位子。有三个人是在沈阳下车，但都告诉我已经有人提前约了他们的位子。我放弃了努力，就站在那节车厢，一直站到北京。虽然站了一晚，坐公交还要换一趟车，赶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但并不觉得特别累，同学们凑到一起居然还打了一场篮球。
摄影专业既要动脑，又要动手，还要跑路，这三样是必备的职业功夫。所以和编采班、播音班相比，摄影班的同学除了要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有副好身体。
在班长任金州和书记岑传理的督促下，77摄影班每天坚持全班集体晨跑，风雨无阻，日复一日。
黄著诚：我们每天早上都被书记和班长从床上撵起来出操，像培训保安一样督促我们进行晨跑。最初，谁都不太情愿在大冷天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可是据老师说，我们将要从事的职业需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没想到坚持了一阵子，大家都养成了爱运动的习惯，同学们个个锻炼得身强力壮。
于是那个时候，播音班同学的吊嗓子，和摄影班的撒脚丫子就成了清晨的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军服风
1970年代末期，中国流行假领子。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领子下面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衬衫的上半截全齐了，但没有下半截没有衣袖。张旭奎指着假领子说这叫“穷人美”。当然，这是后来成为程老汉的程鹤麟同学的举证。
77摄影班的同学们是否流行过戴假领子不好求证，但在他们中间曾经风靡过军服风。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着装风格被外媒称为“蓝蚂蚁”，意为颜色和样式单调。在当时，有件军装是件很牛的事情，借身军官服，戴着军帽，挎军用挎包拍张照片是很时尚的行为。流行穿军服，其实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崇拜，因为军服，尤其是四个兜的就意味着军官身份，象征着地位和权威，是尊严和体面的表现。
在77摄影班31位同学中，就有7位有过军人的经历，而且来自海陆空各兵种：任金州、岑传理、马国力、叶青醇、李讯、柳春江、周五一。当他们从社会上重返校园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穿军装。
任金州：穿军装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是从部队回来的；我当过兵，那么当过兵的人，等于是很成熟的干部和很成熟的社会精英回到大学，说明我两头都行，我当工农兵行，学习也行，是全能型人才，所以穿军装也有一种优越的感觉。
刘建新：我是部队里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军人。我在广院最喜欢穿的衣服，也就是父母留下来的军装。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其实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了，可我的军装还是天天穿、年年穿，自己也觉得很自豪、很开心。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