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荧（1917——1984），著名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家，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和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左荧一生致力于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对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赵玉明主编）收入有左荧部分著述及纪念文章。
1.左荧生平
1917年7月，左荧出生于河南省获嘉县。高中时期开始他便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救国救民。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残破的家国河山，左荧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组织了“开封抗敌流动话剧团”并活跃于河南新乡、博爱、焦作、修武及太行山一带，通过话剧演出的形式投身抗日救亡，教育人民，团结抗战。一年后，左荧和剧团部分成员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陕公高级研究班学习，并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9年，左荧进入延安鲁艺学习，任学生会主席。在这一年中，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参加工作后，他先后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务处指导员、《解放日报》编辑。1946年他转入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担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军事组组长，是陕北台最早的编辑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左荧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省西柏坡，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参与报纸广播的稿件撰写工作，为瓦解敌军士气、团结教育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左荧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委，副秘书长，地方广播部主任兼国际联络部主任，业务研究室主任。在这期间，左荧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立足所在岗位，发展地方广播事业、建立农村广播网、加强了广播事业的对外交流沟通。1959年8月，左荧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后为书记）、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在这所专门培养广播电视人才的高等学校中，左荧主持日常工作，为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间他经历了学院的停办和改建；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迫害和打击；197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了百废待兴的二次创业。1975年，左荧先后任中国唱片社社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理台长（因病未到任）。长期的疲劳工作和“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使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撰写文章。1984年12月4日，左荧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2.左荧的新闻教育实践
从参加革命工作开始，左荧就一直战斗在新闻宣传战线上。从《解放日报》到新华通讯社再到新华广播电台，左荧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的积淀成为了他主持北京广播学院建设的宝贵财富，也让他逐渐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新闻教育家。
1959年，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左荧被安排来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担任要职，长期主持学院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这所当时全国唯一的传媒类专业高等学校在培养广播电视人才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现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回顾左荧的新闻教育实践，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特色，办出水平。
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之初，左荧就意识到了“个性”之于学院的意义。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年，高等教育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都处在方兴未艾的摸索和重建时期。当时处在这个阶段的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中，在全国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开设了新闻学等相关专业。向兄弟高校学习取经，成为了办好广播学院的捷径。同时左荧也认为，广播学院要办得好就要具有广播电视的特点，要探讨广播电视的规律和性质，一切教学科研活动也要为广播电视服务。
在坚持特色办学理念的引领下，广播学院的教学实践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牢牢的广播烙印。左荧十分重视教学参考材料和教材的编写工作，在他看来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础，是体现教师思想和广播特色的载体。他要求全体任课教师注重教案的整理和准备，进而在此基础上每年拿出具有广播电视专业特色、反映广播电视性质和阐述广播电视理论的自编教材。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仅两三年时间《中国新闻广播文集》、《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以及《采访写作》、《新闻广播史》、《广播概论》、《编辑评论》、《录音报道》等一批有广播电视专业特色的教学参考材料和教材就相继完成并在内部试用。
在编写教材的基础上，左荧还注重专业书籍和期刊的编写工作，先后编印了《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并创办了《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资料》等期刊。两种刊物的相继刊发为学生和教师的学习科研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而《广播业务》在当时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份广播电视专业杂志。
1964年底，中央提出了关于发展外语教学的七年规划，旨在不断扩充我国外交人才以应对愈发国际化的世界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左荧敏锐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与专业外语类高校相比，广播学院在英语等通用语上优势并不突出，而一些非通用的小语种却可以成为学院的特色。于是一年之中，泰米尔语、意大利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希腊语、葡萄牙语等23种小语种专业相继开设并进行招生。专业学习之余，外语系也结合学院特点开设了采访、编辑、播音等课程，这些并举的措施让广播学院的外语系一跃成为了全国重点外语院系之一，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相关单位输送了一批小语种定向人才。
第二，尊重人才，关心学生。
办教育最重要的是人才。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办好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来到广播学院之初，面对学校一穷二白的局面，左荧双管齐下“不拘一格招人才”。一方面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的相关专业中选拔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另一方面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科研所、无线处等一线工作单位抽调了部分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老广播”来到学院。这样一来，一个以老带新、理论实践兼备的近百人的教师队伍逐步搭建了起来。
对待教工队伍中的“小字辈”，左荧不但是领导，更是热心的“大家长”。他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发展，面对部分青年教师理论过硬而实践缺乏的情况，左荧鼓励他们到广播工作一线去学习经验，获取感性认识。他还主动帮助青年教师联系实习、进修单位。一位刚刚毕业分配来学校的大学生，就被左荧安排去到当时全国知名的广播电台实习。在那几年中，左荧还利用出差的间隙找这位青年教师谈心，了解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鼓励他继续努力，早日学成回校任教。
对“老广播”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学院成立之初，左荧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央广播局业务研究室的康荫、苑子熙和陈海峰等人调入新闻系。这些“老广播”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出色的实践能力为学院带来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左荧对人才的选择有自己的标准。他将中央广播局原副局长温济泽带进了广播学院，而此时的温济泽，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在当时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人避之犹恐不及，可左荧却甘心情愿冒着政治风险将温济泽调入新闻系，甚至在二人的私下谈话中以“同志”相称。这种对人才的尊重和信任也成为了他在“文革”中遭遇批斗的直接原因。历史是客观的，也是公平的。1978年5月，温济泽获得平反就是对左荧最大的肯定。
学生是学院的主人，也是学院的未来，这一点左荧确信无疑。本着对学生成人成才负责的原则，左荧从入学之初就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要求。他向学生们提出了“三过硬”的要求，即编采专业学生必须做到“笔头过硬”；播音专业、外语系学生要做到“口头过硬”；而摄影专业学生必须做到“镜头过硬”。这种要求看似严格，可却在很大程度上督促了学生们的学习和实践。此外，左荧在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提倡“班主任”模式，让教师与学生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在他看来，学生最敬重的就是老师，让老师担任班主任，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解决学生们在生活学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帮助他们更好的面对大学生活。新闻系59级、60级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经过多年锻炼成为中央三台和许多地方台编采播的骨干力量。
第三，注重实践，以身作则
广播电视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不仅要求教师有较强的理论水平，更要有扎实深厚的实践功底。左荧常说：“在前线只见兵而见不到带兵的人，怎么能打好仗呢？”他要求教师有实践经验，就千方百计地将青年教师送到全国各地的报社电台，让他们在那里拜师学艺，接受新闻采写编评的实战锻炼。他要求学生能在学习之余接受更多的实践熏陶，从大一入学开始就在学生中间组织各种参观、劳动、实习活动，让他们广泛的接触社会，接触广播实务。他倡导开门办学，把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部门主任在内的众多一线新闻工作者请进校园、请进课堂为同学们授课。只要是对学生成长成才有用的知识，左荧都张开双臂热烈欢迎。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以及语言学家吕叔湘、林焘，语言大师侯宝林，单弦表演艺术家白凤鸣等都曾被邀请到学校座谈办好广播电视教育和到课堂上为学生介绍经验、开阔眼界。作为今后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左荧提出学生们不仅要有过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更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敏锐的大局意识、前沿意识。基于此，左荧经常为全校师生做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报告，传达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以扩大学生的视野，让学生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面对师生，左荧从不吝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为主管全院日常工作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左荧工作繁重，可为了更好的了解和掌握师生们的学习状态，他经常亲自下到教研室和教学班之中，跟教师们一起参与教学研讨，跟同学们一起听课学习分享经验。一有机会他就会召集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听取他们在教育教学和学校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办学中，左荧提出新闻系的学生要了解广播电视技术知识，为他们开设《广播技术常识》课；无线电系的学生要了解广播电视宣传知识，为他们开设《广播业务常识》课；外语系的学生要了解广播电视对外宣传，为他们开设了《对外广播业务讲座》课。左荧还主动承担了《广播业务常识》课程的开课任务，面对广大同学，他将广播的特点、性质和任务结合自己多年新闻和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课后他还主动提出要为同学们批改作业。在他看来，这是校领导下到教学一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由于缺乏生动详实的案例支撑，学生们的日常学习总有不解渴、不过瘾的感觉。同时广播电视这样一门学科，又对编辑记者的政治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情况，左荧特意将自己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时期珍藏的毛泽东同志撰写、批改的广播手稿贡献出来，作为新闻系教师教学交流的典范教材使用。当新闻系的教师们看到这六七张密密麻麻写满毛主席批示和修改的广播手稿后，大家激动不已，更加鼓足了干劲。用毛主席亲自修改、撰写的广播稿件为案例进行实践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认知水平，使学生们深受教育。
第四，心系广院 爱校如家
在左荧的心中，广播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他爱惜珍视这里的一草一木。在他心中，广播学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成长，左荧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和满足。在他的心目中，广播学院应该是一个全国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中心。因此，左荧在学院创立之初就提出了要创办“万人大学”，将广播学院打造成广播电视人的“灵魂家园”这一构想。初创的几年中，在左荧和同事们的带领下，学院最初几届学生先后入学，学院虽然不大但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可紧接着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全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迫切调整的寒冬。1961、1962连续两年学院被要求停止招生，一批教职员工也被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原本热热闹闹的校园一下子冷清空荡了。正当全院师生人心惶惶的担心刚刚成立的广播学院会因此夭折之时，突然传来了国家批准广播学院重新招生的指示。原来，为了应对当时中央和地方台播音员奇缺、年龄结构断层的严重问题，左荧积极努力，各方奔走终于让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广播学院于1963年以“中文专修科”的名义让新闻系重新招收播音班学员。就这样，广播学院在左荧等的努力下起死回生了。
在国家大力发展外语教学的背景下，左荧想方设法聘请外国专家来学院任教。专家们的住所距离学院较远，他就安排车辆接送专家上下课；为了让专家们能感受到学院的热情，他一有时间就将外国教师请到自己家中，一边嘘寒问暖一边亲自下厨为他们烹饪地道的中国菜肴。一段时间过去了，昔日那些抱着“试试看”心态来到学院授课的外国教师被左荧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纷纷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向学生们倾囊相授。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出色完成了授课任务，更成为了增进中外交流的使者。
为了打造广播电视人的“灵魂家园”，上世纪60年代之初，左荧和同事们东奔西跑，辗转考察为学校的扩建争取资金、选取新址。为此左荧精心制作了一个模型：哪里是教学楼、哪里盖宿舍楼，哪里是礼堂都被细致的确定了下来。经过反复筛选，广播学院最终将新址确定在北京市东郊定福庄原石油中专的旧址上，也就是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所在地。
正当学院的发展势头渐起，一切都朝着左荧的构想迈进的时刻，一股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于1966年来临。在这场风暴中，左荧和广播学院遭遇了灭顶之灾。“文革”期间，“四人帮”将广播学院污蔑为彭真的“黑基地”，污蔑左荧是“黑帮分子”。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左荧遭到错误“审查”和批判，学院也被勒令解散。上世纪70年代初，左荧和学校的部分员工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年过半百的左荧白天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写反省材料，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使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可左荧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始着手重新建设。受到鼓舞的左荧，顾不得身心上遭受的折磨和伤痛，一心投入到了学院的重建之中。作为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左荧带领大家砌围墙、挖水沟，修整在动荡中被损毁的校园。同时他又多方奔走，重建图书馆、劝说在“文革”中离职的教师回到学院任教。在左荧的不懈努力下，复校的广播学院举办了全国在职播音员学习班，受到全国各地播音员的一致好评。可这样的努力却在“批林批孔”的浪潮下被说成“克己复礼”，左荧再次受到批判。
接连而至的批判没有动摇左荧的意志，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74年北京广播学院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得到了初步恢复。在此之后左荧还曾设想扩展学院的人才培养结构，以更好地为报社、通讯社输送人才。为此他曾和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等同志共商新闻人才培养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设想未能付诸实践。1974年冬，因工作调动，左荧离开了北京广播学院调任中国唱片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