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1914—1999），作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作为新中国广播新闻教育和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我国广播及对外广播事业、新闻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新闻教育等领域卓有建树。
温济泽于1929年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温济泽方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38年到达延安。在延安，先后任陕北公学教员、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先后担任秘书、编辑、主编，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1946年6月，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新华社成立了语言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温济泽被调去担任编辑部主任，1948年后又兼任新华社社务委员会委员和英语文字广播编委会委员。在三年解放战争的日日夜夜里，温济泽率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后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全体人员，在战火中完成了多次迁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广播宣传，把党的声音传遍全国，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在我人民解放军中还是国民党军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但在1958年受到错误打击，被划为“右派”。1960年初，温济泽调至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下同）新闻系，重返教育岗位,其间也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广播业务课程。“文化大革命”中，温济泽再次遭到迫害。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温济泽于1978年1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5月在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下，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温济泽先后担任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教授。在研究生院任职期间，他除了担负大量行政与教学领导工作外，还担负了哲学系和新闻系两门课程的教学，指导研究生，同时发表了许多学术论著和文章。1985年因病离休后，仍担任包括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等多个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和荣誉职务，编著了多达数百万字之多的著作和文章。代表性著作有《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纪念文集有方实、杨兆麟主编的《永远的怀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出版）和温飚、吕佩浩主编的《温济泽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一、温济泽的新闻教育实践
温济泽同志一生涉猎多个领域，其中，新闻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北京广播学院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期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时期。
1、北京广播学院时期（1960年—1977年）
温济泽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劳动一年多，于1960年初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起初，由于戴着“右派”帽子，他不能登台授课，只能在语言教研组做些教材选编和整理教学参考材料的工作。半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于11月到广播业务教研室工作，终于开始登台授课，很快就以其深厚的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学养和丰富的人民广播工作实践经验，以其勤奋积极的工作、深入浅出的讲授，赢得了大家的认可、爱戴和敬佩。
温济泽先后给新闻系59级、60级、64级和65级学生讲授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课程。他的教学，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非常注重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他曾在解放日报和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从事多年新闻工作，十分明了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而广播与报刊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他在教学中始终强调广播新闻工作者必须理解和掌握广播新闻的自身特点与写作方法。他特别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和使用。为此，他三次主编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选，其中不少是他当年亲手改过或编过的，也不乏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和撰写的稿件。在讲课中，他不是空口说教，而是以此作为蓝本，融合自己多年的新闻广播工作经历、体会与经验，不仅讲稿件的写作背景和条件，还讲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改，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让学生们理解和体会到广播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基本要义、广播新闻稿件的写作技巧。他的讲课，内容新鲜、丰富、实在，把枯燥乏味的课程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温济泽在教学中一直强调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上要全面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下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他突破固有教学模式，提出开放式教学，在新闻系首创开设了“社会知识”和“政策讲座”两门新课。“社会知识”课就是组织同学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新闻单位实习，让学生们走向广阔的社会，了解社会，体验生活，接触民间百姓，锻炼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在社会实践中运用书本知识的本领；“政策讲座”就是广邀党政机关负责人、各界专家学者讲课，使学生提高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水平，开阔视野，增长多方面的知识。温济泽曾邀请当时一大批既是新闻文化艺术等部门党政负责人，也是新闻文化艺术界饱学之士的同志来为学生们析政策，谈学问，讲写作，使学生们从一开始接触新闻广播事业就有一个高的起点，为走向实际工作、从事新闻职业积蓄了必要的政治、业务“内存”。 同时他总是鼓励学生们下基层，到工矿、到农村实习采访，用事实和亲身经历说明扎根实际、扎根群众，体民情、察民意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尽好职责的基本功；他还提出“写作一条龙”的教学方法，即让同学们在从入学到毕业的4年间，不间断地练习各种文体的写作。他这种紧密联系实际、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的生动鲜活的教学，不仅使学生们当时就感到“受益匪浅”，而且在以后的新闻工作实际中也一再体会到其正确性。后来，学生们无不深感这些课程的所教所学在他们后来的实际工作中“极有裨益”。
在北京广播学院期间，温济泽除教课之外，还注意指导青年教师赵玉明、曹璐等，注重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此外，他还主编了《陕北台广播范文选》、《广播稿选》（1—3集）、《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等书籍，撰写了多篇有关如何写好新闻稿、如何做好广播新闻的论文，如《正确理解新闻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关于广播形式的几个问题》、《广播语言琐谈》、《说不上口的句子》《也说谈心会这类形式》、《一篇珍贵的新闻广播稿》等，论述了广播新闻语言特点与写作规律等。
温济泽离开广播学院后，还十分关注学院特别是新闻系的发展和建设。1989年校庆期间，他和校友一起参观了校史展览，并合影留念，并多次回学院做时事和学术报告。1994年北京广播学院建校四十周年，他题词“细看桃李满天下，来日成果更辉煌”，并满怀深情地写了《给同学们的一封信》，最后“祝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取得新的辉煌胜利！祝每一个‘广院人’都能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出色业绩！”。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期（1978年—1985年）
温济泽1978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为落实邓小平提出的恢复研究生制度的指示，于8月又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被胡乔木提名做研究生院副院长，负责所有实际行政领导与教学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筹建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院的繁忙工作中，而且为搞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教育殚精竭虑。
温济泽创办研究生院的第一件要务，便是开展研究生院的建设工作，这包括院舍的土木基本建设、师资建设和教学、行政工作的制度建设等。
1978年研究生院当时的情形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临时调来的十几个员工没有一个行家里手；与此同时，由于全社会科学院上上下下的强烈要求和报考人员的人多质优，使录取人数由原定的100多，增至200多，最后达到440多人。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科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当时已六十多岁、体弱多病的温济泽开始只能四处借房办校，率领全院师生不断迁移教学；同时他八方奔波，上下联系，左右交涉，实地查勘，力求建成一个能满足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和21世纪发展需要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的新闻系，则是建立在社科院新闻所里，这也是他在担任科研局副局长期间，与安岗同志等克服各种困难，从无到有地一手创办起来的。
在参与筹建新闻所期间，温济泽于3月14日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新闻学发展八年规划（1978-1985）的座谈会，参加者有海棱（新华社）、蓝鸿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尚未复校）和赵玉明（北京广播学院）等人，温济泽传达了胡乔木对制定规划的意见，主要内容为①前言、②重点项目、③机构、④队伍、⑤措施。与会同志先后作了发言。会上提及当时全国新闻系有教师105人、学生400多人，这大概是当时北大、复旦和广播学院三校的统计数字。此后，温济泽还和安岗等同志分别主持了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的入学口试工作。在新闻系，他除了自己亲自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还聘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新闻界专家，如戴邦、谢冰岩、沈如钢等，从而使新闻研究生的培养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最扎实的基础和保证。
温济泽高度重视全院的教学工作，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亲自为研究生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经常在全院做形势报告，或请专家进行时事政治分析，使学生加深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在新闻教学方面，他亲自担负了时事政治、新闻理论等方面的教学任务，担任新闻和哲学两个专业的导师，指导多名研究生。他开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新闻学理论”两门课，结合了他自己多年的革命历程与广播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厚度，也有生活的深度，极受学生的欢迎。他治学严谨，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要求十分严格。他的研究生为写好论文常常需要抄录几十万字的资料卡片，做几十本笔记；学生的论文，他每次都仔细阅看，而且都认真批改，提出修改意见，一丝不苟。曾有一位研究生，毕业论文经他一次又一次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最后才形成了正文五万多字，注释达两万多字的正式论文。他不但对论文写作的指导关怀备至，对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工作也多方联系，推荐适合的工作岗位，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与此同时，温济泽也没有因繁忙而放弃研究工作。他继续在党史、哲学、新闻学特别是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史学以及新闻教育学等领域耕耘开拓。他主编了14卷的《瞿秋白文集》、10卷的《革命烈士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撰写了《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及其发展》、《我国新闻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和《培养适应四化要求的新闻人才》、等数十篇论文，推动对研究生和广大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如何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
3、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时期（1984年—1992年）
198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建议组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1984年，在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7所高校集会商讨筹建学会事项，初步建议由温济泽担任会长。温济泽十分重视学会的筹建工作，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经胡乔木同意后，成立大会于1984年11月2日在中南海举行。胡乔木同志出席大会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就新时期新闻教育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问题发表了题为《新闻要跟上新的信息技术》的讲话，后收入《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一书。他还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同志一起与代表合影留念（本《年鉴》2016年版刊登）。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来自全国30所高校新闻系的代表。
随后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推荐温济泽任会长，甘惜分、王中等任副会长。温济泽在讲话中对新闻教育学会的工作和办好新时期的新闻教育、培养大批新闻人才提出了希望和要求。1987年10月，学会在成都换届，温济泽继续担任会长，直至1992年在宜昌再次换届，温济泽改任顾问。
新闻教育学会成立以后，多次在桂林、合肥、武汉、成都、兰州、郑州、宜昌等地召开年会。温济泽尽管工作繁忙，年老体弱，但还是多次与会，和中青年教师欢聚一堂，商谈新闻教育的改革问题。在此期间，温济泽在新闻学术性会议和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著述，其中有：《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1986年）、《纪念我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创始七十周年》（1988年）、《关于新闻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88年）、《关于早期广播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91年）和《谈谈当代广播电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94年）等。
2003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根据工作管理部门的要求，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至今。二、温济泽的新闻教育思想
温济泽根据自己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教育实践，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教育思想。
1、育人理念：培养合乎时代和人民要求的新闻工作者
贯穿温济泽新闻教育生涯始终的一个根本的教育理念，就是他常常讲的，新闻教育“要培养合乎时代和人民要求的新闻工作者”，“培养适应四化要求的新闻人才”。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合乎时代和人民要求的新闻工作者”，是“适应四化要求的新闻人才”呢？
温济泽认为，这样的人必须德才兼备。
论德，第一，要“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一致性原则”，“既要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把当好党的喉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也要在当好党的喉舌的同时，当好人民的喉舌，报道他们的生活和情绪，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成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第二，要“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认清自己所担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第三，要“树立牢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经常地、反复地用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时给新闻工作者的一次讲话教育学生：“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全心全意，不能半心半意，也不能三心二意”，要把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做好对群众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论才，要有较高的新闻业务水平和能力。这里，温济泽除强调新闻工作者不仅要熟练掌握和精通新闻采访、调查、写作、语言表达、编辑、排版、播出、摄影、发行等一个新闻从业者应该掌握的各种基础技能外，更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广闻博识的“杂家”。他认为：新闻报道的面极为广泛，因此新闻专业的基础课程也应该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课程；文学课不能照中文系那样教，要根据新闻教学的特点教；选修课程面也要广一些。他特别指出：“在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大门类的科学已在广大范围内互相交融，它们之间的界限正在进一步打破，两大门类之间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日益增多和繁荣”，因此，社会科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要掌握、了解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知识结构，打破学科专业的狭隘观念限制，多选修一些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做一个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闻工作者”。
2、培养模式：理论联系实际
温济泽认为，新闻学科是一个政策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新闻的学生必须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所说的理论，不光指新闻专业理论，更是指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新闻理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做党的宣传工作，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做一个真正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就不可能有新闻工作必不可少的政治敏感性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要求学生入学之初一定要通读、精读部分马恩的经典著作，并作为必读书目。他还亲自给研究生讲授这些著作的部分章节，引导大家联系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当下实际，了解马恩著作的精神实质，不要死读书本。
他所说的实践，不仅是指新闻专业各种基础课程的实践，如采访、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等，更强调要进行社会实践，了解社会实际，这些也是新闻系学生的一个基本功。他经常以自己解放战争期间对蒋管区的广播宣传和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对外广播的亲身体验，向学生们说明进行社会实践、了解社会实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进行新闻宣传“就要了解国内、国外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每天宣传什么，怎样宣传，采用什么方式和方法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宣传，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应当根据对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他还经常强调，要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对自己宣传的对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做好这方面的社会调查，了解他们想知道什么，怎样讲才能说到他们心里去，才能使党的政策和主张为他们理解和接受”。
3、作风传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新闻真实性
温济泽历来主张新闻教育必须把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风——实事求是传承下去。他反复教导学生：“实事求是，是贯彻党性原则的一项具体要求。表现在新闻工作中，就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他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工作者无论是采访还是编辑，都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新闻报道必须忠于事实”。他经常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例，指出：新闻的力量在于讲真话，只有靠胜于雄辩的事实才能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因此，作为新闻工作者，坚持新闻真实性，就一要做到“报道的事实必须完全真实，绝对不容许对人民说假话”；二要做到“不仅要向人民如实地报道一时一地的某一件事情，还要经常帮助人民了解真实的全面的情况”。
4、师德为先：身体力行
温济泽看重授业，更看重育人，培育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他的育人，有课堂上的传授，但更多的还是他以自己的行动为学子们做出无声的垂范。他曾蒙冤受屈20载，很长时期在政治上饱受歧视，但他在学生们面前没有流露过丝毫愤懑怨怼、消沉颓丧，而是不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不计毁誉荣辱，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由此学生们看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以能为人民工作为重的人生态度。他在课堂上如实回顾和反思党的历史上、人民广播事业史上的辉煌与曲折，总结、分析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让学生们懂得了新闻工作者该怎样坚持求真求实、不唯上唯书，在面对谬误时勇于为真理而战。他对学生如亲人、良师、益友，既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业，也关心他们的生活、感情。他从不空谈一些没有生命的“大道理”，总是谆谆善诱地用自己的丰富经历和人生感悟，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引领学生跳出自我，提高境界。学生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仁厚、博爱。
温济泽的苦心教诲和身体力行，对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北京广播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特别是他主持研究生院时的早期毕业生，后来有不少已成为新闻传播界及社科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中坚力量，而且中央和各地的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党政军部门等，也越来越多地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一些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都认为温老师是使他们终身受益的引路人。
新闻界前辈温济泽同志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的新闻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深刻，在今天仍能给我们许多启迪和思考。更深入、更全面地整理他的新闻教育思想，挖掘其中的瑰宝，对我们培养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是十分有意义的。（温飚执笔）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