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9 月4 日，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黎秀石发自“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报道：“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时是9 时10分，我眼眶充满了忍不住的泪水，万般情绪冲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和平与自由，以及为那些为祖国献身的烈士祈祷……同时那压抑在心里，从小蒙受种种国耻的忿恨，此时此地爆发出报仇雪恨的无比喜乐。”黎秀石时任《大公报》记者，是应邀登上“密苏里”战舰，采访日本受降式的中国记者之一。
黎秀石与中国传媒大学有什么关系呢？他原来是笔者当年就读的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首个英语班的主讲老师。那时，他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英语组（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刚刚调到学院任教。这个英语班是根据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指示，于1961 年秋季开办的，它的初衷是为广播电台驻外记者培养人才。学生则是从新闻系59 和60 级选调的，共十三位，我们夫妇是其中的两位。新中国成立前，黎秀石曾担任过《大公报》驻外记者多年，正好是人尽其才，扬其所长。黎秀石老师不负众望，在近四年的时光里，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为教授我们而夜以继日地忙碌。因为是新开的英语专业，目的性很明确，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他就亲自编选教材，打字、油印、装订成册，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我们班的英语专业精读、泛读、写作和口语各门课程的教材全部由他编写，同时他还亲自讲授前三项课程。1978 年12 月他是广播学院第一批被评为高级职称的副教授之一（当时，广播学院只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一位老师被评为文科正教授）。
战地记者的惊险经历
1931 年至1935 年，黎秀石曾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打下了坚实的新闻基础。之后，曾先后在香港《南华早报》的英文电讯晚报和合众社香港分社担任记者，直到日军1941 年底占领香港岛。黎秀石在其《自述》中回忆道：“在最后那一天，办公大楼中弹，落在我头顶上那一层，却没有爆炸。”这样他就逃过了一劫，但心中更加激起了对日军的仇恨。1939 年7 月，“七.七事变”两周年前夕，黎秀石采访过当年的宛平县县长王朗斋，记述日军在宛平发难的实况，在《南华早报》的晚刊上发表，美国合众社总社把这篇报道译成英文以外的12种文字，分发至该社在世界各地的分社。1942 年春，黎秀石在其父亲的劝说下离开了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回到广州，又转往南海县老家丹灶乡。在家乡期间，他在友人的协助下，躲避了日本宪兵对他的追捕，再次逃过了一劫。1943 年初，他和新婚夫人到了桂林，在那里被《大公报》国际版录用。1945 年1 月某日，时任《大公报》总编的王芸生与黎秀石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缅甸出任战地记者，时年刚过三十岁的黎秀石二话没说就做了肯定的答复，而当时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三个月，他事后才向爱妻说了此事，他夫人支持他的决定。王芸生总编告诉他：“你是出去报道英美盟军对日作战的进展，我们需要的是可靠和及时的报道。”到达缅甸之后，黎秀石被派往随英军第14 军的战地记者，采访从收复缅甸中部重镇瓦城，直到解放首都仰光的战况。此时，日军节节败退，盟军一路高歌，他工作顺利，引以为乐。这时，中国远征军也正在缅甸北部东瓜一带英勇作战，并给日军第55 和第56 师团以沉重打击，救出了被日军第33 师团包围的英军第一师7千余人。此外，中国远征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英军辎重100 余辆，均悉数交还英军。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了一百多篇文章，《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写就的。这些报道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操和战地记者的职业操守。他出色地完成了王芸生总编交给他的任务。
与此同时，他也多次遇险并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和外国记者乘坐吉普车正穿过日军败退撤出的树林，突然间一声枪响，坐在前座的路透社英籍记者中弹身亡。原来树林中还有敌人埋伏的狙击手。还有一次，黎秀石因故没有赶上原定的一架从加尔各答飞往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的康提（当时为东南亚盟军总部所在地）的军用运输机，改乘随后的一架。当他平安到达目的地后获悉，原定要搭乘的飞机坠入印度洋了。他又逃过了一劫。
盟军收复仰光之后，报馆指令黎秀石到英国太平洋舰队设在澳洲的总部，采访盟军进攻日本的战况。某天，黎秀石乘坐一艘进入日本海的英国主力舰，突然紧急警报响起，各就各位，准备战斗！那时日本政府已经通知盟军即将投降，但尚未举行签降仪式，此时军舰上的英军官兵放松了警惕。听到紧急警报，以为日军反悔了。原来是一个日本飞行员架着一架鱼雷轰炸机，潜入这艘英舰上空，正要俯冲之时，被英军一架驱逐机发现，将那架日军轰炸机击落了。
见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5 年8 月30 日，美军开始进驻日本。8 月27 日，黎秀石和一批英美同行乘坐舰队的小摩托艇在东京先行登陆，准备争先恐后地采访日本军民对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的反应。黎秀石回忆道：“我们是在黄昏后登陆的，东京大街小巷不见一人，像一座死城。英美同业上岸后一窝蜂地钻进了没有被炸毁的帝国饭店。我独自一人在那死寂无光的东京踯躅，从街头走向城郊，不见一人，只见几里长的楼宇倒在地上。我亲眼看见侵略我国整整半个世纪的军国主义日本的下场。我拍回报馆的电报《东京死寂之夜告慰英灵》。”这时黎秀石刚满31 岁，正值青春年华。
1945 年9 月2 日，黎秀石和另外两位中国记者应邀登上“ 密苏里”号美国舰艇，见证了由美国麦克阿瑟上将主持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日，全世界20 个国家的280 多名记者云集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亲眼目睹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其中有三名中国文字记者，他们是《大公报》的黎秀石、朱启平和中央社的曾恩波。对日本受降，黎秀石在生前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发回的报道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其实并非如此。受降那天，许多记者手上没有受降书全文的复印本，他们都以为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但后来黎秀石才发现受降书写着：“ 本代表（即各国派来受降的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本身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如此一来，即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不是日本国无条件投降。而德国投降的文件上，是写明德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黎秀石认为，美国背叛了盟友，暗地里接受对日皇有利的有条件投降，才使得战后日本国体得以维持。黎秀石对此甚感遗憾，自责没能准确报道事实，称自是一个“洞察力不高”的记者。
日本投降以后，黎秀石继续采访战后的日本，他采访的重点是：日本人民对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看法；在中、美、日关系中，战后日美关系朝哪个方向发展。在采访中，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虽然有少数日本国民开始反思战争，但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该负责任，甚至认为东条英机不是战犯。
结束在日本的采访后，1946 年2 月，他被派往《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接替该报著名记者、作家萧乾的工作。当年的8 月，他曾赴法国巴黎，采访中、美、英、法、苏与意大利缔结合约事宜。在这次采访中，他了解到各国对日本缔结合约时，为了各自本国的利益，各有不同的打算。就此他发回了报道《从巴黎和会看对日缔和问题》，并由天津《大公报》刊载。
新闻道路的延续
1949 年3 月，《大公报》伦敦办事处停办，黎秀石婉拒了报馆请他回到香港工作的机会，但是他遵照报馆要求悉数将剩余的资金寄回。他曾戏说，就是因为这一举动，他被认为诚实，而在反右斗争时未被打成右派。他在英国逗留一年，自费学习制版技术，准备回国后，从事报纸的制版工作。1950 年，他不顾各方劝说，毅然举家四口离开英国回国。他回国后从事过教育，教过小学、中学。1956 年，他被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英语组，主要撰写我国英语广播的第二新闻稿。据他回忆，这一节目的选材、撰稿由他负责，定稿则由梅益局长亲自审定。其实这也是他记者生涯的继续。1961 年秋季，为培养广播电台的驻外记者，他又被调到广播学院担任首个英语专业的主讲老师，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选编讲授新闻方面的英语。1978 年12 月，他在广播学院被评为副教授职称后，在65 岁高龄时又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任。
1979 年，黎秀石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外语系任教。他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等课程，由于内容新颖，这门课很受欢迎。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他自己动手亲自编写教材《英美报刊选读》，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外报外刊的能力，分析新闻的可靠性、外论的真实用途，以便抓住对我有用的内容。1982 年他被中山大学评为教授。1985 年，他选编的《英美报刊选读》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 年四次修订后再次出版。1986 年12 月，全国教材编委会通过决议，将该书列入全国高校英语专业规划内教材。1987 年6月，被中山大学评为优秀教科书。1986 年9 月，广东省政府授予他“ 园丁”称号，荣誉证书写道：“ 黎秀石同志从事教育工作满25 年，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特发此证以资鼓励。”这位当年的名记这样评价自己的。教书历程：“ 这也是我的新闻道路的一种延续。”
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
黎秀石在72 岁高龄时退休。之后他开始撰写当年担任记者的经历。
1995 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出版了《日本投降的前前后后》一书。2005 年，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之际，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见证日本投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也对他作了《见证日本投降》的口述历史记录。
同时，他还撰写了长达八万字的《自述》，于2000 年10 月完成第一稿，但此书并未公开出版。他在2003 年5 月寄给我们一册。我们认真阅读，更加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在《自述》的最后部分写道：“ 我不会一无牵挂就走了。不是牵挂家人。…… 我所悬念不安的是祖国在21 世纪的前程。……我懂得，目前谈两岸团结合一，为时尚早，但我切望国人共识，从长远打算计，和平统一是明智之举。”他还写道：“ 现在我国正处于一百年来难得安定的日子，务必抓紧这个时机，做好重新振兴中华这头等大事。”
2007 年5 月15 日，黎秀石老师走过自己93 年的漫漫岁月，驾鹤而去。
黎秀石是记者、是老师、是教授，他阅历丰富，经历坎坷；他是基督教徒，但他更是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是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
对我们而言，他是恩师，更似慈父，每当想起他，敬仰之情、怀念之意就涌向心头。
在纪念中华民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愿以此文深切怀念黎秀石老师！